希腊将于下月重新举行大选。从民意看，代表劳工利益的左翼政党极有可能胜选，赢得议会最多席位。虽然外界普遍预测，左翼政党难以得到单独组阁的票数，但左翼政党在政府中已着实占据了领导地位，其政治主张必然会对政府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由于希腊左翼政党取消紧缩计划，对剩余外债违约的政治主张或使希腊得不到援助贷款，希腊债务危机再次将全球金融市场推入了动荡的漩涡中。
　　希腊左翼联盟相信，取消紧缩和对外违约，并不会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他们的主观看法是，对外违约后，希腊财政在债务负担减轻的情况下，将能正常运转，经济也将能进入正常增长轨道。但国际社会担心的是，希腊违约后，财政极有可能仍无法正常运转，而希腊这时已陷入了既得不到援助，又借不到钱的尴尬境地，借不到钱就只有通过通胀，变相收税，而要想实施通胀财政，就要有货币发行权。这样，虽然欧盟条约中没有强迫不达标国家退出欧元区的条款，希腊也只能选择主动退出欧元区。这就是当前市场在希腊将迎来左翼上台的强烈预期下，欧元将面临解体的担忧逻辑。
　　但是，取消紧缩—→对外违约—→拒绝救助—→退出欧元这一链条的演变路径，并不具有必然性，有可能中间会改变或停止。
　　为何金融机构的不谨慎行为，要让穷人“埋单”？这不仅在希腊、欧洲，即使在美国，也是不断被质疑、声讨的话题。危机发生后，美国也不断发生民众反对救助华尔街的抗议。因此，国际组织和欧盟机构要求希腊等国以紧缩为条件的援助行为，一直为这些国家的民众所诟病。希腊民众示威反对紧缩，并非仅为私利而全然不顾国家、社会利益，而是质疑“富人闯祸、穷人埋单”式债务分担的公平性，以及担忧紧缩对增长的冲击。欧盟没有把不合格国家踢出欧元体系的条款，却想把希腊“逼”出欧元区，实际上是欧洲富人对希腊民众的一种威胁。但这或许只是一个“纸老虎”而已。
　　无论如何，希腊退出欧元区无益于整个欧元区稳定，是个“共输”格局。以金融机构为代表的欧洲富人阶层、希腊债券的主要投资者，立马因希腊违约受损。对希腊而言，无论怎样努力，希腊货币都会立马贬值50%以上。这是希腊不可承受之重。同时，民众前期挤兑银行存款的行为表明，相当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必然会发生。这意味着希腊想退出欧元也并不容易。因此，无论是希腊民调，还是5月19日的G8峰会，在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这点上是一致的。希腊民众虽反感国内政治精英、资本家与布鲁塞尔达成“紧缩换贷款”协议，但仍希望留在欧元区。
　　此外，国际社会仍有保住希腊的“利器”。希腊不愿紧缩，IMF和EFSF等机构自然不愿给予舒困贷款，希腊只能自主融资。为将希腊留在欧元区，避免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欧洲央行（ECB）、国际货币经济组织（IMF）、欧洲稳定机制（ESM）/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甚至美联储将被迫为希腊创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去年12月和今年2月，ECB的两次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说明，欧洲央行在关键时刻仍能有效发挥最后贷款人功能。FED通过和ECB等全球主要央行间轻车熟路的货币互换，也能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宽松再添一把力。在金融机构忙于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去杠杆化”时期，央行货币当局的资产扩张、货币投放，通常对通胀影响不大（发展中国家例外）。这种情况下，对物价稳定有着强烈偏好的德国，也会支持ECB的再次货币扩张。
　　财政不统一，使得欧元区经济增长步伐无法协调，一直被认为是欧元区经济体单一货币体制的重大缺陷。欧债危机发生后，法、德借助危机在财政一体化领域取得了很大进步。2010年5月，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建立；2011年2月，达成了对各国有很大约束力的“竞争力公约”；2011年11月后，欧洲统一债券被提上议事日程。法国新当选总统奥郎德在欧盟领导人会议上，再次呼吁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推动G8共同承担欧洲债务。奥郎德的呼吁，印证了希腊民众和左翼反对紧缩的背后主张——债务共担。
　　欧盟当初在马约中设定的物价标准，是一项相对的标准：成员国最近一年的通胀率不应超出物价状况最为稳定的三个成员国平均通胀水平的15%。因此，只要德、法愿意，欧洲完全有能力以可承受的通胀为代价，有效控制债务风险，以“通胀换稳定”。但这样一来，德、法就会失去推进财政联盟的良机。所以，德、法要求财政联合的决心，超过以通胀治理债务风险的意愿。欧洲当前之所以连ESM推进进程都很缓慢，原因就在于德国不愿让一个“防火墙”机制，阻碍了各国的财政改革。为推进财政联合这一长期目标，德、法不愿为眼前的危机处理而让步过多。
　　鉴于希腊债务的严重性和经济前景，债务重组（实际上是有序违约）是大概率事件，但违约并不一定导致货币退出，希腊留在欧元区内同样也是大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