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13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发表了题为：“绿色经济与深化体制改革”的主题演讲。李晓西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三方面的约束，中国要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在落实的过程中还面临许多现实因素，所以需要构建一个指数体系，对绿色经济的发展给予一个评价，用评价的方法鼓励地方发展绿色经济。在这个体系的推动下，中国将用科学发展绿色新政代替之前的发展模式，从而实现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李晓西从绿色经济这一概念讲起。他认为，绿色经济来源于生态学，绿色经济概念的成型是在上世纪的中后期。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在1960年写《寂静的春天》时就提到，人类滥用农药化肥的结果是自然生态的破坏。1984年，美国成立了绿色委员会，1989年英国出版了《绿色经济蓝皮书》，主张经济的发展一定要考虑社会环境的承载力，不能因盲目地追求经济和生产的增长而造成资源枯竭。这种观点现在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共识。
碳排放是绿色经济中很重要的一环，但是针对全球变暖问题，社会上在普遍讨论这个命题的真伪性，很多人认为，近几年冬天很冷，说明全球在变冷。针对这个问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曾在报告中指出，人类在工业生产中排放的废气，尤其是碳排放造成温度上升，这与自然天气的冷暖变化是两码事，工业化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造成气候变化是不争的事实。
李晓西说到，中国在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这两个概念上是有所区别的，官方认为低碳属于技术层面，而绿色经济则是经济范畴。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世界各国的共识是“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共同是任何国家对气候的变化都有共同的责任，区别是国家发展程度不一样，对碳排放的需求也就不同。发展中国家没有实力像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低碳经济，所以中国将低碳放在技术领域，这在国际交涉中是有好处的。
中国要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是没有争议的了。李晓西认为，邓小平提出来的“发展是硬道理”是对的，但是要受三方面的约束：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我国资源的数量约束和质量约束并存，能源短缺和能耗过高并存，生态环境恶化和治理污染困难并存，这三个并存对中国发展的压力特别大。
首先，一部分资源总量不够，比如石油、铁、锰、铅、钾的后备储量严重不足；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偏低，淡水人均资源只是世界人均的1/3；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到世界水平的40%；人均森林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人均矿产资源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58%。“可以说，中国不再是地大物博，而是地大物薄了。”
其次，中国的资源在地域间呈现出结构性不足。例如，中国北部的耕地占全国的42%，但是水资源占全国的比重很小；80%的矿产在西北部，75%的石油和煤炭在长江以北，但是工业却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而且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加剧了资源数量和质量的约束。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能源短缺的同时，能耗还很高。中国现在石油、天然气这些重要能源，人均储量分别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1%和4.5%，煤也不过就是79%。石油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2009年每1升石油中有49.8%来自于进口，2011年达到51%。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203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到74%。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0倍，但是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1%，产出只占世界的3%，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是美国的8.7倍，是日本的15倍。
再一个是生态环境和治理污染的困难。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每年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荒漠化土地占国土面积的1/3，沙化的土地占1/5，每年因为土地沙化带来的经济损失达500多亿元人民币。全国约1/5的城市大气污染很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每年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给中国带来的成本占GDP的8%至12%。
“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要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节能减排，提倡生态文明，强调绿色发展六个支柱：一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二是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三是发展循环经济，四是加大环保力量，五是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六是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十二五”规划还提到了很多减排指标，比如说环境资源指标，规划中有8个，而且这些指标在“十二五”期间占的分量是40%以上，其中首次提出来201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减少17%的指标。
然而李晓西认为，“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到一些约束性，实际实行起来很不容易。以水资源为例，居民用水涉及人权问题，不适合用价格来进行限制，必须强调把价格机制调节居民用水和商业用水区别开来。居民用水可以实行阶梯价格，但是政府要补贴基本用水。所以说，资源的约束性在落实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许多现实因素。
“十二五”规划中还要求把节能减排作为考核的目标，李晓西很是赞同。他说，推动绿色经济对各地的发展会有很大帮助，新能源、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全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有好处。在绿色经济的带动下，符合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的低碳型企业会得到发展，也会刺激高新技术、绿色金融等领域的进步，实现突破绿色壁垒，参与国际竞争。
进一步讲，看待绿色经济需要辩证的眼光，需要更深层次地分析绿色经济，需要与国情相结合。现在国内企业的发展形势与以前不同，如果在前几年提出发展绿色经济的话，不利于保护国内弱势产业和非优势产业，而现在搞绿色经济，则有利于突破出口的绿色壁垒，同时也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前不久召开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2聚焦中国会议上，专门讲了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建议。建议中指出，绿色增长可以对资源实现更好的管理，可以改善资源的利用，从而提高生产率，这需要相关政策的完善。中国目前在规划能源方面的战略，其中有一个战略就是绿色战略。绿色战略包括对传统能源的改造，同时也包括对新能源的开发。但是新能源的开发不能过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发展，中国在总体上占大比重的还是传统能源，绿色战略要以改造传统能源为主。所以说这个问题也需要辩证地看待。
李晓西在总结发展绿色经济的必要性时强调，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全社会必须达成共识，认真对待绿色经济，这是摆在眼前的事情，城市过度发展、水资源污染等环境问题必须加以扼制。这就需要构建一个指数体系，对绿色经济的发展给予一个评价，用评价的方法鼓励地方发展绿色经济。
李晓西提出了绿色发展指数的概念。他介绍说，绿色发展指数的产生是为了评价绿色经济的发展。中国绿色指数的制定要参照国情，不能照搬美国的来使用，美国的绿色指数有255个指标，主要是环境领域的，很多指标在中国用不了。因为在美国的指数中，很多都是涉及各州立法的，而中国各省并没有立法权。所以中国的绿色指数必须要将绿色与发展相结合，纯粹搞绿色而不顾及发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各个地方政府也无法接受。
用于构建绿色发展指数的《中国绿色指数发展报告》得到了政府、统计学界、经济学界、技术界的支持和关注。报告中的绿色发展指数采用的是三分法：一是在生产方面，参考各地区三大产业的绿化度；二是各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潜力；三是政府支撑的力度。报告制定了各种大的环保指标，李晓西认为这些指标的制定可以促进政府在环保方面多做事，还有助于在生产方面控制污染。
比如在城市指数的样本方面，最初选用的是环保部重点监测的113个城市，最后选用了数据较全的80个城市。在人均GDP前十的城市里面，有6个已经在样本中，但是珠海、苏州、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还没有进来，不过预计绿色经济发展较好的珠海和苏州不久后会加入。在城市排名中，深圳市连续两年按城市排序列第一位。
令人注意的是，2012年报告中按照省区来排序，青海省排在第三位，但是按照城市来排序，西宁市排在倒数第一。青海省的人口有55%都集中在西宁市，而很多指标在省际排序时没有而在市际排序时存在，这是导致青海省和西宁市出现背离局面的直接原因。这也能反映出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整体排在前面的，局部的则不一定，这里面城市政府的作用很大。
谈到城市绿色指数就不得不提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城市生活要承受各种负担，也要适应各种变化，同时城市的工业化也在冲击农村的绿色。所以说，要解决城市问题就必须统筹城市和农村。以北京市为例，有了2010年暴雨灾情的教训之后，北京市将水利局改制为水务局，将发展农村水利向统筹城市水务转变，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务转变，转变防洪思想，变防汛为迎汛。
城市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关系要处理好，比如发展与民生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国际关系、先富与后富的关系、产业之间的关系等。世界上其他城市推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在政府鼓励下40%的人出行骑自行车，1991年前生产的汽车现在不允许进入市中心。再比如美国的芝加哥，大规模推行屋顶绿化，英国、日本也在实施城市房屋绿化。
李晓西还介绍说，《中国绿色指数发展报告》在出台过程中曾面临很多技术难题。首先，绿色发展指数的第二块环境资源承载潜力，最早命名为资源环境承载力，后来考虑到承载力是非常需要定量分析的概念，不容易计算，所以才改为在计算上相对模糊的承载潜力。其次，很多单项指标难以界定，以人均水资源为例，在这一项上青海省排名很高，因为三江源在青海，长江、黄河的水量都计算在青海的水资源里面。实际情况是，青海的水资源并不是十分充足。但如果将长江、黄河的水量按区域往下分，则又十分困难。第三，很多重要指数的统计数据不完备，影响指数形成。以排污为例，在计算地均排污时应当除去西部地区省份的沙漠面积，但是各个省区沙漠面积缺乏官方数据，只能依靠个别专家专著里的测算，这样一来在最终结果的精确性上就会大打折扣。在基本数据的来源上也存在着滞后性，例如，2011年的报告只能用2009年的统计数据，因为只有过了两年，统计数据才会全。
所以绿色发展指数也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李晓西举例说，2012年报告中就又增加了体检表一项，这是因为很多指数是通过简单权重得来的，相对性很大，单看某一指数很难为地方绿色经济“把脉”，体检表公布的是原始数据，涉及各个方面，能更好地反映出某一地区的绿色发展现状，有利于地方决策者对症下药。不过他同时强调，对体检表的分析只是相当于病人体检完后的结论，并不是医生给的最终处方，各地方不能把它当做发展战略来看待。
李晓西认为，中国经济当前存在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保持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当前中国经济需要减速，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要求控制经济增速；另一方面，中国又有数量很大的贫困人群，必须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所以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绿色发展来促进改革，用有效益的发展方式促进改革。现在各省还在搞跨越式发展，这是不可取的，应该用科学发展绿色新政来取代。绿色发展指数的构建和完善将推动科学发展绿色新政。
根据李晓西的解释，所谓科学发展绿色新政，在概念上继承了科学发展的理念，科学发展与绿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科学发展绿色新政从战略上来讲很有必要性，它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有力措施，新一轮的全球竞争、“十二五”规划都需要科学发展绿色新政。
李晓西从策略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解释说，中国许多的口号不容易被世界接受，比如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国很容易误认为这个口号与垄断相联系。而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是全世界的共识，绿色发展是2008年联合国提出的口号，当时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当今，美国、英国等几十个国家都在搞绿色新政，奥巴马政府更是拿出六千亿美元来推动绿色新政，所以中国提出发展绿色新政，很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科学发展绿色新政的提法对于中国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非常重要。中国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得到的资源太多，分配到的物质财富过多，它们需要通过绿色发展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石油产业，石油企业通过油价上涨得到了更多的利润，就应当拿出更多的钱来补贴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在具体数额上要形成固定机制，不能仅仅依靠企业的利润来规定拿出多少钱。
李晓西认为，打破垄断并不是要笼统地反对一切垄断，要反对的是行政力量、权贵力量的垄断，而不是自然垄断。资源领域的垄断是不应该反对的，垄断企业要脱胎换骨，而不是要粉身碎骨，如果中国将所谓的垄断全部打破，那么国家就会伤筋动骨。还以石油企业为例，我们不反对民营企业进入石油产业，但是准入一定要有规则有门槛，人人都可以开采石油对行业来讲并不是好事。石油产业的经营应当分层，在下游的零售阶段可以加大竞争力度，中游的炼油阶段可以适当引进竞争，上游的开采阶段则应该保持高度垄断，最上游的勘探阶段垄断程度更高。
他进一步介绍说，美国主流经济学派之一芝加哥学派也认为，自然垄断不能笼统地反对，自然垄断是某一行业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最终形成的几家独大的局面。
说到自然垄断，就不得不说银行业，李晓西认为，中国要支持民营银行的发展，同时也要支持四大国有银行的发展。四大国有银行之间可以竞争，之所以现在竞争不起来，并不是因为它们自身的原因，而是中国的利率是由央行制定的。中国工商银行的资本量在全球排第一，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件好事，所以不要轻易自毁长城。政府要做的，是去除四大国有银行的行政性非竞争因素，鼓励他们之间的竞争，同时鼓励民营银行发展。
科学发展绿色新政还可以改善地方与中央的分配关系。我国许多的资源大省由于自然的开采导致绿色指数偏低，自身的环境遭到了破坏，但是这些省份资源的开采对全国的发展贡献极大。政府现在提倡的绿色财政，就是要用中央的钱去补贴这些资源开采地区，改善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再是单单限制当地的老百姓开采资源。
同样的，科学发展绿色新政也可以改善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当前的社会过度重视城市而忽略了农村，而农村在“绿色”这方面比城市更具优势。通过绿色新政，农村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提高，农村与城市的发展相协调，实现统筹发展。另外，绿色新政还有利于理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为它强调绿色发展，这一代人要考虑下一代人，实现可持续发展。
李晓西认为，绿色新政的实施会对中国的制度性改造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发展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大格局，这从西部大开发就可以看出来，缺水的西北地区不断地搞农业，水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却去搞工业，这种矛盾的存在，都是因为发展的压力，是体制的问题。他认为，发展要从绿色发展入手，从阻力比较小、共识比较多的方面入手，这样在触及经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时会相对容易。
在总结时，李晓西说到，绿色是生命的颜色，象征着希望，和谐与活力，保护绿色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追求绿色就是为了人类世代的幸福，符合天意民心，让我们为通过绿色经济向人民世代幸福的伟大目标而奋斗。
问：在绿色发展的概念里面，有没有重点考虑资源消耗？
答：有。指标的选择过程是一个很详细的过程，最早是从1500个指标开始挑选的，它们来自政府的文献、国际组织的文献以及各种论文和书籍。经过若干次淘汰，最终选出省区的60个指标和市区的40多个指标。很多指标在选取的过程中没有使用，是因为有些指标并不是每个省都有的，而有些指标不具备持续可得性。今年的指标增加了几个，改变了人均排污和地均排污的比重。资源消耗的指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数据无法得到，只好采用了问卷的形式，还有就是做重点调查，结合几个方面来反映真实的情况。
问：绿色发展指数和生态文明指数的区别和联系？
答：《中国绿色指数发展报告》是唯一的，生态指标只是绿色发展指数中的一部分，是在环境资源承载潜力这一部分，但是用的指标很少。这一部分指标的可得性差，因为现在做生态指数的是从生态专业出来的，他们有自己的系统，有许多内部没有公开的数据库。而《中国绿色指数发展报告》的数据全部是公开数据，相对有限。生态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在理解上不太一样，生态指数更注重环境，是生态学家的工作，而绿色发展指数是绿色和发展相结合，更多的是经济学的范畴。生态文明指数以生态为主，而绿色发展指数以经济为主，并且通过经济延伸到深化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来。
问：现在中国在推行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将很多产业从东部转移到西部，西部地区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破坏的矛盾？
答：东部地区在发展的时候不考虑绿色经济是迫不得已的，而西部现在发展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借鉴东部地区的经验，趋利避害。西部发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为这样的发展成本实在太高。首先，在引进外资方面，现在的东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时，会拒绝污染企业的资金，西部现在虽然发展程度低、资金缺乏，但是也要对外资有选择。其次，在工业化方面，西部地区不可能不发展工业，不发展工业强不起来，西部地区的工业可以走园区化发展的道路，将工业企业集中到工业园区内，工业园区内要有绿色标准。这种集中式的发展在做绿色经济的时候成本会下降，包括水电运行的成本也会下降。第三，在发展绿色经济的时候西部要加强国际合作。第四，西部地区要发挥自己曾经有过的绿色优势，比如西南地区就有很好的绿色优势。
问：问卷调查会不会在全国开展？
答：问卷调查在各个省和各个样本市都有，每一个市都按照三级指标来进行。
问：有没有冬季取暖用煤的指数？
答：没有，因为各地区的统计年鉴没有这个指标。如果想要获得这个数据，就必须靠实地调研，实地调研的难度太大。同时，南方省区与北方省区，产煤区与非产煤区很难进行横向比较，这个问题很难做一般性回答。其实这个数据是很重要的数据，但是各省的统计年鉴中都没有冬季取暖的污染量这一数据，没有社会力量的合作很多东西做不成。
李晓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和北京市优秀教师。
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兼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等20多个学会的常务理事和理事。8所大学兼职教授，5省5市经济顾问。
李晓西为兰州大学经济系1977级(1981届)毕业生。1981年至1984年就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系硕士学位。1985年至1989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