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一场银行业暴利之辩引起广泛关注。坦率地说，测度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不是经济学上的复杂难题，这只是金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各种矛盾交织、利益冲突的集中矛盾反射。在这场讨论中，我们既要客观测度和认知中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又要对形成银行业盈利水平的种种因素进行甄别，更要正确把握金融改革的大政方针应当何去何从。
银行业利润高于实体企业
通常有几个指标可以用来反映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即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利润率（ROA）、人均利润率等。银行是经营“货币”或经营“资产”和“负债”的企业，吸收存款用于放贷和其他生息资产，银行的负债和资产都远远高于其他实体经济企业和非银行金融企业。因此，用总资产利润率来比较银行与实体企业的盈利水平是不合适的。由于银行网点一般都在市口比较好的地段，租金高，银行信息化程度高，占用资本多，占用劳动少，人均利润水平肯定很高，故以人均利润来衡量是高估了银行的实际盈利水平。
因此，衡量银行业盈利水平，净资产收益率（ROE）是最恰当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就是资本收益率。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就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而不是等量资产获取等量利润。用这一指标来衡量，银行业盈利水平大大超过实体经济部门。
2008-2010年，全国16家上市银行平均盈利增长分别为30%、17%、33%。而同期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分别为12.5%、13%、53.5%。大家反映最困难的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为25%，其中私营企业利润增长46%。根据银监会数据，去年我国银行业的利润增长为36.3%。从这些数据看出，银行业的利润增长与实体经济并没有出现太多背离。
然而，笔者认为这是存在疑问的。第一，利润增长率不能说明盈利水平高低，盈利水平高低是看净资产收益率。无论净资产收益率高和低，都有其相应的增长率，在增长率相同情况下，盈利水平高低会产生差距的放大作用。道理很简单，穷人与富人可能是收入增长率相同，但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第二，这组数据说明，在银行业盈利水平高于工业企业的情况下，其盈利增长速度不慢于工业企业。第三，包括了利润增长为46%的私营企业在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为25%，就是说，如果不包括私营企业，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大大低于25%，而同期银行利润增长率为36.3%。可见，银行与实体经济利润增长率的背离是相当大的。
有些研究用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与著名大企业进行比较，比如中石油、三一重工、中国神华、宝钢集团等等，借此说明银行业并不具有过高的盈利水平。这些分析的方法论值得商榷。我们分析的是行业盈利水平，必须行业与行业进行比较。某个优秀企业可能是该行业内最拔尖的企业，但不能代表其所在行业的盈利水平。
还有研究将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与增长归因于经济高速发展。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单单银行业乘上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而实体经济企业望尘莫及？银行业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应该是实体经济增长在先，银行业受益在后。我们探寻银行业的盈利水平是否“暴利”及其形成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探寻银企共赢、相得益彰之路，使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与整个经济发展相协调，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适应。
利差测度银行盈利不准确
是否可以用中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与国际银行业相比较？这个问题不言而喻。但是，如果用以说明中国银行业是否存在暴利，是否与实体经济相适应，可能是“错配”了。有些分析用中外利差来进行比较，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利差仅为2.5%，从全世界范围来说不是最高的。2010年，国际前10大银行平均利差为2.31%，而我国银行业的平均利差为2.46%，与之相比并不算高。同发展程度相当的“金砖四国”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利差则显得很低。这里，我们姑且不质疑这些国家的“利差”是否是同一口径，我们认为，仍然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国际先进银行的盈利水平，是在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取得的。一家银行在同一市场体下能够获得较大的利差，能够放出比别人高的贷款利率，而企业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这说明企业愿意接受比其他银行更高的贷款利率是物有所值。而我国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企业是在贷款利率有“地板”（最低贷款利率）制度下被动接受的无奈选择。所以，这种利差本身具有不可比因素。其二，中国银行业只相当于或者还没有达到国际先进银行的盈利水平，这并不能以此否认中国银行业的高盈利水平。银行业的盈利水平本质上不在于自身发展的程度，而在于与实体经济发展是否协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利益分配是否协调。拿银行业的盈利水平进行国际比较，只能是说明经营管理水平与业务创新的学习借鉴问题，而不是其他。
有些研究用净息差而反对用存贷利差来反映银行业的息差水平。净息差是全面反映银行业生息资本的利差水准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存贷利差的内涵，甚至它比净息差还具有某些独到之处。第一，净息差与存贷款利差没有本质的差别；第二，我们强调的是银行与企业的利益配比问题，就应该考虑融资双方的利益平衡，存贷款的利差就是银企利益的真实反映；第三，净息差之中的非贷款生息资本，多数是金融企业之间的拆借，而非银行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借贷，所以反而不能说明问题；第四，贷款利率只可上浮不可下浮，所以简单用贷款基准利率减去存款基准利率是低估而不是高估利差；第五，特别要指出的是，存款利率只用一年期利率3.5%来被减，是不够的，活期存款利率只有0.5%，虽然活期存款作为个人是可以随时支取的，但作为存款者全体，不可能同时支取，总有大量活期存款沉淀下来。就像地铁随时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而总有相当的人保持在车上一样。所以活期存款也是可以作定期贷款发放。而且，正常情况下，活期存款总量是增长的。所以，仅仅用贷款利率减去一年期存款利率是低估而不是高估存贷利差水平。
不能以补充资本金否认高盈利
在这场讨论中，一个被广泛引证的反驳银行高盈利水平的论据是银行需要资本金补充。有观点认为，银行业利润的确比较高，但银行业有相当部分利润都用到补充资本金上。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10412亿元，补充资本金就需要8000亿，银行利润绝没有大家想象的高，因为银行需要用利润进行内源性资本积累。毫无疑问，银行的资本金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资本金与银行业盈利水平高低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也不能用补充资本金来否认其盈利水平。
银行在经营业务过程中，如果贷款和存款扩张太快，银行管理机构会给出警示，要求或者放慢速度，或者增加资本金，银行需要追加资本，用来支持其增长并且承担新业务的风险。银行业主动积极地补充资本金恰恰说明本行业边际收益是高的。相比之下，一些实体经济总是力图将利润投入到金融行业中去，以谋取更高的盈利水平。说到底，资本金的补充问题，在经济学上就是一个利润的资本化问题。资本是一个循环的过程，生产是一个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我们不能用下一个资本循环的资本补充来否认上一个资本循环的资本收益。
高盈利水平与利率管制有关
讨论双方的一个焦点还在于，银行业的利率管制是不是高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有些观点既不赞同银行业暴利说法，也不认为银行利润主要来源于利率行政管制。其推断逻辑是，在银行业改革之前，利率也是高度管制的，但那时银行的盈利性并不好，甚至大部分银行是亏损的。我们需要分析银行业改革前亏损的原因。
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企业自主经营，也没有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整个经济活动没有真实盈利水平的概念。计划经济下有所谓“计委点菜、财政掏钱、银行出纳”之说。银行要全力支持经济发展，连商业化经营的提法都被否定。银行无条件支持企业流动资金需要，甚至发放贷款给企业发工资也是必须的。所以，并不是银行业不能实现盈利，而是不让它盈利。银行的所谓“亏损”是“肉烂在锅里”，是让渡给了企业。因此，不能用改革前银行“亏损”来否认利率管制是构成当前银行业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在整个社会市场化改革取得巨大进步情况下，银企双方都是自主经营的，但是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至今没有市场化，成为市场化改革最后仅存的顽固堡垒。较高的利差水平且长期基本稳定，加之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信贷规模每年七八万亿以上的增量，确保了银行业的可观利润。
以上我们反思了银行业盈利水平的测度方法，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在银行业盈利水平的讨论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廓清。需要申明的是，承认银行业的高盈利水平并不否认银行业多年来经营管理水平的极大提高；承认利率管制是银行业高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并不否认金融监管的必要性；承认当前银行业具有高盈利水平并不推断随着金融改革深化而可以长期维持；反思和校正银行业盈利水平的测度方法并不否认讨论双方的研究对推进中国金融改革、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