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走弱和对硬着陆担忧上升的情况下，决策层日前做出了“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的回应，“稳增长”迅速成为经济工作的主题词。可以预见，下一步经济政策将会更有作为。
　　“稳增长”与过去的“保增长”有一字之差，含义也有所不同。前者着眼于增长的健康与可持续性，注重的是增长的内在质量，而后者更是一种特殊经济条件下的方针，它注重的是增长的外在结果，以及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的含义。从“保增长”到“稳增长”，显示决策层认识的微妙转变。
　　目前，虽然“稳增长”理念已为人所接受，但是“稳增长”作为经济指导方针的地位目前看来并不稳固。一方面，从政府到实业与学界层面，一些人对“稳增长”下速度和质量之间有舍有取心里没底，担心“稳增长”使政策出牌过于保守，隐隐可见“政策力度应更大一些”的催促之声。另一方面，过去“保增长”下形成的路径依赖，诱惑着一些人重新回到那种运作娴熟且能够快速做大经济总量的旧模式上去。尤其是在外需下降内需乏力的当下，很多人还是对“保增长”有一种老情人般的迷恋。
　　通过及时预调微调化解经济下行带来的一些现实矛盾，缓解市场心理恐慌值得肯定，但预调微调的政策终究是治标的措施，其“稳增长”的效果难以长久。要想实现更长远的“稳增长”，治本之道是进一步深化改革。
　　就目前来看，各界对经济政策的预期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其二，出台刺激消费的政策；其三，加快上马大型基建项目；其四，加大结构性减税以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扩围力度。除了第四点外，其它几点都是人们所熟悉的老套路。这些政策一旦实施，对提高经济增长率自然是有用的，但类似于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诸多“后遗症”也有再度发作的可能。高喊数年的经济转型战略之所以成效甚微，恰恰与这种“后遗症”的消极影响有很大关系。
　　所以，目前环境下政府必须克制信贷大开闸与基建项目大干快上的冲动，确保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变形走样、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至于加大结构性减税以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扩围力度，则应做到总体趋势是减税，让利于民，切莫通过加加减减所叠加的“障眼法”，反过来加重民众负担，从而将理论上的好事变成实践中的坏事。
　　政策预调微调本质上是救急之举，不是“稳增长”的长效机制。而且，预调微调在不同时期的反复运用，会形成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自我强化效应，使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变成“闲不住的手”。
　　针对经济下行的压力，“稳增长”着眼点是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稳定外需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在扩大内需上做文章。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高峰时期，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潜力，13亿人口的巨大消费需求一旦充分激活，将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增长”提供难以估量的驱动力。然而，受制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税收物流环节抽血过多、物价房价偏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股市严重套牢中产阶层等因素，愿景中的扩大内需迟迟难以实现。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商业道德日益滑坡、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中国居民跨境消费日益升温，境外奢侈品和日用品都成为国人的抢购对象。出于各种担忧，一些富裕中国人纷纷移民，将巨额财富转移到国外。这一切，既导致内需的大量流失，也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诸如此类的问题，要想通过预调微调来解决，无疑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来从根本上破解。如果说，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享受初步改革的红利之结果，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稳增长”周期，必须且只能通过享受深化改革的红利来实现。市场化和法治化，仍应成为推进下一步改革的两大价值取向。
　　应该看到，在政策预调微调之际，推进改革的努力并没有停止。近期，浙江温州和丽水两地金融改革相继试点，资本市场推出了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新政，铁道部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实施意见，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正在国务院层面抓紧制定。我们希望，改革的步伐能够更快一点，改革的力度能够更大一点。目前，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中国经济也有所减速，但这不是我们迷恋预调微调，从而拒绝深化改革的借口，而应成为我们深化改革的历史契机。毕竟，为了将目标从“高增长”变为“稳增长”，中国已经在热议中准备了两年。而眼下全球经济遭遇的深切痛楚，恰恰为减少中国推进改革所导致的阵痛感，提供了相对不坏的国际参照环境。
　　深化改革不要在乎一行一业的经济小得失，不必囿于一年一度的政绩小算盘，从现在开始，赶紧打一场深化改革的攻坚战，去夷平垄断阵营的高地，去扩大市场力量的领域，去打破僵化封闭的用人体制，让权力尊重权利，让政府服务民众，让财富公正分配，让人才突破阶层天花板而自由流动起来。改革的勇士们，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