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而有效的公车改革，应当“有奖”“有罚”。对那些主动探索公车改革试点的地方应该有所激励；同时让“公车超标”者受到应有的制裁。
　　近日，一组陕西省榆林市奢华公务车的图片受到网友围观。新华社的一则报道称，网上曝光的25辆超标车中，有9辆已被证实属公务超标车，其中部分车辆已被封存。据介绍，目前榆林市共封存超标违规车辆153辆正待分类处理。榆林市纪委表示，曝光的和没曝光的凡属严重超标公务车，都将予以收缴封存和拍卖。
　　这只是众多因“网友曝”而备受舆论关注的“豪华公车事件”中的一例。还有更多的豪华公车正在公众的眼皮底下招摇过市。如果从1994年《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颁行起算，中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但公车私用、公车配备超标等仍在公众身边存在着。
　　阻击公车腐败、重建政府公信，需要持续而有效的改革，应当“有奖”“有罚”。所谓“有奖”，就是对那些主动探索公车改革试点的地方应该有所激励；所谓“有罚”，就是要让法规从字面落到地面，让“公车超标”者受到应有的制裁。
　　从榆林官方对“奢华公车事件”的回应来看，还仅仅停留在“收缴封存和拍卖”——这都是对“公车”的处理。而我们知道，超标的是公车，但违法违规的却是做出决策的官员。所以，处置公车超标的要害其实不在车，而在“人”。只有让违规官员受到较之享用奢华公车严厉得多的惩罚，公车超标的势头才有得到遏制的可能。
　　治理其他形式的公车腐败也是一样。所有的公车改革，都应着力在“公权”而不是“公车”；除了健全相应的车改规范和程序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执行。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基于对民声的回应，主动推进了有关车改的地方性实践。比如杭州、温州等等。从官方披露的信息来看，这些地方性车改成效显著。且不说评价标准、评价体系为何，假设地方性车改确实涌现出了好的措施和先进经验，问题在于，这些成功的车改经验，又可透过何渠道向全国推行呢？
　　对地方车改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源于这些改革实践始终处于一种自发自觉的状态——它主要依赖于某任领导的道德认知，而不是依赖于某项稳定的制度。车改的背后都有制度，但通常是由开明官员推动的地方性制度。不可否认，基于车改直接触犯官员的既得利益，很多地方官员均还没有“革自己命”的车改决心。这说明，车改既需要地方性实践，更需要中央政府对地方车改经验的认同和推广。
　　特别要提醒的是，车改不仅需要“顶层设计”，在制度上还需要更为具体的责任体系。比如明确公车超标的罚则，处罚的对象不是“车”，而是责任官员。这里的责任官员，既包括违规批准者，也包括乘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