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政治经济僵局的希腊，近来三大政党组阁均告失败，另外，西班牙等主权债务问题国也接二连三爆发反对政府财政紧缩的大游行，这使得化解欧债危机的前景变得愈加扑朔迷离。于是，欧洲股市、债市和欧元都受到严重拖累。面对日趋紧张的欧债危机形势，欧洲央行官员已毫不避讳地公开谈到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这使得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借债成本猛增。为何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南欧小国会改变整个欧元区的命运、乃至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这与“欧元”这种超主权货币机制存在的“天然缺陷”密切不可分。
这种“天然缺陷”被称为“新三元悖论”：
首先，汇率机制的缺陷。欧元区至今为止还处于一个整体“货币齐步走”的状态，不管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经济基本面出现了怎样的恶化，欧元都无法按照这些个别的成员国的基本面恶化来充分调整。从这些持有欧元的债务重灾国的基本面情况看，欧元今天应该大幅贬值以提高这些“重灾区”的国际竞争力。但很遗憾，欧元调整并不充分，而且即使未来调整得体，希腊等国经济复苏能力也还是十分有限，因为在他们的经济结构中，出口比重十分有限，而起着顶梁柱作用的旅游业，又因欧美经济疲软而被严重拖累。不过，从欧元区整体经济基本面看，欧元不该贬得那么厉害。因为欧元区的火车头德国依靠自身出口竞争力依然保持着稳健的增长，其各项经济指标曾一度在发达国家阵营中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欧元贬值是“间歇式”的，贬值后常会因为德国经济指标的强劲而迅速得以反弹。而大量对冲基金就是利用欧元机制这个变化不确定的“矛盾体”，并借助自己国家信用评级机构的话语权，选好
“投机时机”(往往是希腊等债务国家出现负面材料的时候)，通过启动“做空”战略，成功地在欧洲市场获得了大量的“不义之财”，而把欧元和由此支撑的欧洲经济推向了深渊。
其次，宏观调控机制的缺陷。欧洲央行执行的统一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即盯住通胀率的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则缺乏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于是，在经济平稳期，单一货币政策原则对提升欧元的信誉和国际地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当年南欧五国以财政扩张来维持高福利的格局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挑战，欧洲市场充裕的流动性反而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国家财政赤字的规模。但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央行没能像美联储那样，及时采取向希腊等债务国家注入必要的流动性，以降低他们日益恶化的债务负担，而继续保持常态下的维护欧元稳定的货币政策，这就使得希腊等国在失去了财政政策手段后，又失去了货币政策自救手段。另外，欧洲缺乏财政自律和财政协调的内在机制，即债权国家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难以达成共识将本国纳税人的资金及时投入到救援其他国家的债务减免活动中，而债务国家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又难以接受财政缩减政策，致使市场恐慌情绪越来越浓烈，而随之而来的资产组合调整又往往呈现出过度反应的特征。这相当于传统危机理论中所指出的抗衡市场投机力量所需要的“外汇储备不足”的性质一样，欧元资产“大甩卖”的羊群效应也会同样让欧洲政府的救助能力相形见绌。
最后，是有效管理机制的缺陷。庞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不受限制的做空“欧元”的强大力量，加剧了欧元危机的程度，这又进一步恶化需要通过市场正常融资来解决债务负担的希腊融资环境，从而迅速形成拖累欧元的“恶性循环”。此时，如果欧美政府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形成强大的监管力量，去有效地阻碍市场做空的力量，那么，欧元危机所造成的恶性循环状况就会收敛。此时配合行之有效的援助计划，希腊问题和欧元危机就会逐步减轻。这也是欧盟轮值主席、昨天下台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极力主张对跨境交易的受益资产实行严格的“资产交易税”的最大理由之一。
总之，“新三元悖论”如果同时合在一起产生作用，欧洲股市大跌、欧元下挫的局面，今后还会随着各种意想不到的负面材料的浮出而屡屡发生。换句话说，只要欧元区不能努力去克服其中一个“缺陷”，那么，欧元必定陷入“新三元悖论”的陷阱，如此
“恶性循环”，越拖到后面，改革的成本就越大，拖到最后，总有一天，任何再大的援助计划都对这一缺陷的修复无能为力！
事实上，欧元区没有“退出机制”，是造成债务国家至今为止还在上演“道德风险”闹剧的最大原因。尽管希腊等债务重灾国的退出，不仅会对今后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造成国际竞争力下滑的风险，而且，短期内也可能会产生市场恐慌所带来的挤兑行为。但是，如果没有长效的“货币惩罚机制”（比如，让希腊退出欧元，然后建立希腊新币对欧元贬值后的固定汇率制度；或者实施特别的财政自律制度，当然这样做很有可能会受到本国社会的强大反对），是很难让这群在保护伞下生活的“问题儿”产生很强的内在自制力，去尽力化解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的风险。
欧元区充满了变数，对可能产生的糟糕结局，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今天的世界没有避风港，中国宏观经济也会因为欧洲形势的迅速恶化而面临汇率波动、游资冲击、财富缩水等等问题的严峻挑战。欧美经济的不明朗，全球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也会严重影响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以及价值的稳定维护。所以，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而言，当下最好的“防火墙”就是要拿出让“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智慧和决心，接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并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让民营经济的竞争力和市场活力得以充分体现，由此确保中国经济在欧洲局势动荡和全球经济疲软的环境下也能获得“量”的稳定和“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