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我在东方早报发表文章《回答王亚伟的“不容易”更难》，谈到了中国基金公司的管理方式、股权结构、盈利模式、监管方式和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我在文中说，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成千上万基民募集了数以千亿的资金，但这些基民有的获利了，有的亏损了；与此相比，按照该公司前副总经理王亚伟的计算，该公司历任股东却获得了高达200倍以上的复合回报。
　　但这个结论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王亚伟辞职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意义，更不是要否定问题多多、利益不均衡的中国股市对中国改革的积极意义。
　　中国股市是中国改革历程中典型的顶层设计。中国股市从无到有，从最早鼓励党员干部买原始股、认购证，到现如今设计针对领导干部的防火墙制度，以及到2003年《证券基金投资法》开始设计所谓股市的价值投资（那之后开放“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掀起了一轮价值投资、蓝筹股发现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股市是政策市，不错。但唯因中国股市是政策市，在一开始的设计中，它却幸运地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方式里模仿发达世界经济制度最成功、中国经济领域最现代化的地方。
　　因为中国建立资本市场不是凭空创造，不是前无古人，而是在妥协之中完全模仿发达资本主义成熟体系的结果。比如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尽管中国股市存在致命的同股不同权、不同价的本质性问题，但中国股市却也基本形成了包括信息披露制度在内的为所有股市正常运行所必备的制度框架，比如股东结构说明、高管任命需要董事会程序，以及确认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这些制度虽然受制于各种人为“政策”的影响，有时并不是那么实质性有效，甚至会产生杀穷济富的不公平效果（如王亚伟提到的不对等的投资回报，还有首次公开募股时圈钱的恶劣），但上市公司程序不可没有、不可不履行——至少是表面走一遍，却也成为中国股市所有上市公司和股民博弈的机制。
　　当然中国股市问题非常之多，多到普通投资人不胜其扰、不胜其害的地步。但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是中国少有的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所有政治经济领域里，受到必要的、和世界接轨的现代化制度制约的机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甚至可以用清朝末年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来比喻。袁世凯在天津的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订了一套包括组织编制、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士兵招募制度、粮饷制度在内的建军方案。这套方案基本上摒弃了清朝八旗、绿营和湘淮军的旧制，而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虽然袁世凯的部下都还留着辫子，但北洋军阀的体制却肯定是现代化的（法乎德国），而且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成建制的现代化组织机构。北洋军阀在给中国带来很多灾难的同时，却也开了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先河，成为中华民国得以缔造的重要基础。
　　这一点与中国股市显然非常相像。比如王亚伟辞职的过程就非常典型地展现了信息披露程序对任何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性。从传闻的角度说，王亚伟要辞职，传了差不多两三年，但华夏基金和王亚伟本人始终在公开场合否认。这次辞职成真，是一场持续发酵的事件，在整个五一小长假期间，一直受到人们关注。关注这事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这是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基金管理公司中最出色的基金经理的辞职。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说，他的辞职相当于中国工商银行的行长辞职；从舆论关注的角度说，相当于人民日报的总编辞职；从基金产品涉及成千上万投资人的角度说，他辞职的影响之大，可能会超过某些地区的政要辞职。而若说这些人的分量高于王亚伟，拿来做比较的话，王亚伟之小可能有不可承受之重，那就拿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辞职来比较吧！
　　中国目前投资人越来越多，和关心新闻联播的人应该不相上下。但上述任何一个万众瞩目的人的辞职，比如银行行长的辞职，比如总编换人，再如有些城市的市长辞职，以及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某巨型央企的老板辞职，乃至新闻联播换主持人，有哪一位这样的大佬离开了国民的视界，会像王亚伟这样，不仅公司公布正式公告，公司和个人还进行媒体恳谈会，个人还谈及自己离职的原因，谈及自己对本行业的看法，尽管他的看法未必正确？（比如谈到回报率的问题，就挂一漏万；再如谈到散户跟风，其实也有可能忽略“王亚伟概念股”容易产生利益输送这个问题。）
　　但我们始终没有听说过，哪怕是近年来饱受国民质疑的某些国家部委的首席行政主管或者次席主管换人时，有什么公告和媒体恳谈会。即使上市的中石油及中石化的老总辞职，也不会告诉中国日益增多的开车一族说，他们没有搞好成品油的供应。至于那些一块牌子两套人马，是商业机构也是执法机构的部门，比如中国烟草集团，更不会出现王亚伟这样的举动，恐怕未来十年我们都不会享受到这样的必要的信息披露。
　　王亚伟辞职了，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在市场是否尽到了一个明星基金经理的责任，其盛名之下是否真的如此让人感叹、让人钦佩，暂不去管。但就其按照程序（《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布辞职，并做了比较完整的关于个人去向的恳谈会而言，其辞职的意义都是值得中国正在寻找改革由头和路径的其他领域借鉴的。
　　一个王亚伟辞职了，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信息披露程序却出现了，这比王亚伟赚了多少钱，又为谁赚了多少钱，以及他的投资理念是否可以成为中国股市的投资指南，重要太多了。而这显然不是因为王亚伟的道德高出这个时代其他行业的精英，而只是因为，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这样在妥协之中不得不模仿发达世界而形成自己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