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先生日前在媒体撰文，坦率地讲述其在央行两年任职过程中的收获。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和个人、企业的决策，因此人们对其制定过程非常关心，甚至央行官员的学术背景、经济思想乃至性格特点都会引发人们探究的兴趣。像李稻葵这样的局内人开诚布公地谈论其个人感受，在中国还不多见，显然，他的文章对于人们了解“庙堂的秘密”是有帮助的。
　　不过，对于李稻葵先生提到的三项收获，笔者倒不敢全部苟同，其中主要是第一条。事实上，当我看到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央行的独立性，着实感到有些吃惊。
　　李稻葵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于央行独立性的固有认识，将央行独立性视之为一种神话。言下之意，当前这种由内阁来给货币政策最终拍板的模式相当良好，所谓的央行独立性根本是一个不值得追求的目标，按他的话来说“独立性是一种无益的迷信”。他给出的理由有三：一是中国领导人一般任期十年，因此不会产生竞选连任所带来的政治冲击；二是央行与经济机关之间的紧密合作能够更强有力地抵御地方政府、股票投资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压力；三是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有极高的警觉性。这三大理由初看起来都十分有理，但全都经不住仔细推敲。
　　首先，长任期制并不能确保官员执行不偏不倚的政策，不能确保它不会为了短期目标或解决短期的燃眉之急而牺牲或放弃掉一些长期或更有价值的目标。
　　恰恰相反的事实是，与那些需要不断承受选举压力的体制中的官员相比，中国官员行为的短期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在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很多官员事实上是终身职业官僚，按理说会极为重视自己的政治声望，但追求起“政绩”来，完全可以牺牲长期目标。地方政府如此，中央政府也并非神性实体，同样具有人类普遍的弱点，同样会在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时，赋予短期目标更高的权重。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一般性经济政策，对货币政策同样适用。
　　退一步说，即便政治家在面对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冲突的诉求以及在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经济目标与政治社会目标之间存内在冲突时，能够以不偏不倚的“公心”为出发点，它也未必能最终做到公正。其中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货币政策的作用和传导机制十分复杂，同样政策会因环境的细微差异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同时，货币政策往往具有明显的时滞，一项具体决策的时滞可能是几个月，而某种政策倾向对经济产生系统性影响，其时滞可能长达数年。赋予掌握这种复杂知识且立场相对超然的央行最终决策权，既符合专业性原则，也符合权责对称的原则。
　　事实上，过往多年货币供应（M2）远超实体经济需要的高速增长就足以证明，寄望于一个“重视自己遗产”的长任期政府能够断绝通货膨胀的危害，是过于天真了。
　　其次，目前货币政策咨询议事阶段实行“九龙治水”，这导致各部门间难以避免掣肘，使得最终政策建议很可能偏离最优。现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具备决策权，与一些国家那种一人一票制且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有着本质区别。更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由财政、统计、金融系统官员及学界人士组成，要说这些人在讨论货币政策时，完全没有自己的部门利益，恐怕不是事实，要求他们每个人都从央行银行家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恐怕也不现实，这样，相互之间就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掣肘，有可能使货币政策偏离最优。相反，地方政府、股票投资者、房地产开发商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影响到最高的政府决策，并间接体现在货币政策上。要隔离这种影响，最重要途径是赋予央行独立性，使其能相对超然地面对这种压力，恰恰相反，不是像李稻葵所认为的那样，应把这一权力交给中央政府。
　　最后，如果说高度警觉通胀，就能避免通胀的发生，也未免是一种天真之谈。事实上，从普罗大众到政治人物，没有人不知道通胀有害，但又有几人能抵挡通胀所带来的短期快感呢？人类历史上的几次超级通货膨胀，当局者未必不知道其严重后果，奈何面对其它迫在眼前的压力时，常常会选择通胀毒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超级通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后期的超级通胀，莫不如此。
　　事实上，过去数年中国的高通胀和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与中国央行缺乏独立性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现行经济决策体制的弊端，主要体现在权力过度集中。尽管一些人很赞赏这种集权模式，认为其决策效率高，但将货币政策也纳入其中，其结果一定是：央行具有很强的制造通胀倾向。当然，这种模式已经存在日久，改变起来并不容易，身在其中的人，也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但如果不识其弊，反而赞赏起来，就大可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