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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5 作者：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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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三方如期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并形成了年内启动自贸区谈判的共识，为深化东北亚经济依存关系，启动了引擎。
自贸区建设的基础是共同利益。早在2002年的“东盟+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就曾提出构建中日韩自贸区设想，但鉴于当时日本的心思不在东北亚，而在于如何谋求在东盟确立地区经济圈的主导地位，致使该构想持续被搁置。2007年中日韩决定单独召开三方领导人会议，讨论深化东北亚经济、文化等合作，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正式启动，2010年决定展开“产官学共同研究”，推进自贸区建设。2011年三方共同研究取得积极成果，为自贸区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今年3月，中日韩外长会议在东京召开，初定《中日韩投资协定草案》，为启动三边自贸区谈判奠定了前提。
一般讲，自贸区谈判前的“共同研究”是通过调查、统计、分析，推演签订自贸协定后的经济效果，以体现共同利益，属于谈判的理论阶段。而一旦谈判启动，共同研究的结论因具有“谈判蓝本”的地位，因此，“共同研究阶段”自然上升为正式谈判的第一阶段，即解决了“谈什么”的问题，正式谈判的任务也便直接进入“怎么谈”阶段。
从目前媒体报道的情况看，中日韩的共同研究尽管取得了“经济效果分析”的共识，但似乎并未完全确定具体“谈什么”，尚需进行事务级的沟通和安排。这也就是尽管《中日韩投资协定》如期签署，但不能同时启动自贸区谈判的原因之一。
另方面看，一般情况下，两国间的自贸协定谈判能否启动，取决于两国间的“政府共同研究”是否得出结论，而三边自贸区谈判，则取决于三国“整合性的共同研究”的结论。眼下，中日韩的共同研究似乎仅完成了“三个双边的共同研究”，尚未得出“三国整合性的共同研究结论”，这使三国间自贸区谈判少了一个整合性的“谈判蓝本”。即使启动谈判，也将不得不花时间磋商“谈什么”的问题。
事实上，5月2日宣布启动的中韩自贸协定谈判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即双边不得不就哪些领域、哪些产品不纳入谈判，进行磋商和梳理。这无疑会使正式谈判的时速受到影响。
进入新世纪，双边的、地区的自贸协定谈判形成了一种潮流。自贸区建设，在形成“贸易创造效果”的同时，也衍生了“贸易转移效果”，事实上形成了排他性。而过多使用自贸区外的零部件、原材料的产品，又无法符合“原产地原则”，无法享受“零关税”待遇。由此，近年来，回归WTO等多边自由贸易框架的呼声抬头，促进全球性多边而广泛的自由贸易的反思加强。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则带有促进东亚或更广泛的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前提属性，是推动地区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前提。原因是，截止到2010年，以东盟为核心，在包括澳大利亚的泛亚洲地区，同时展开了“东盟-澳大利亚”、“东盟-印度”、“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等五组自贸协定，一个泛亚洲的地区自贸区的骨架基本形成。如能顺利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无疑对于促进泛亚洲自贸区建设有重要的推进作用。理由是，在本地区，中日韩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贸易投资规模均占举足轻重地位，三边自贸区建设将会通过地区内投资的活跃，形成推动力，驱动地区经济实现均衡化发展。
而不能忽视的现实是，自贸区建设是通过经济外交谈判实现的，而经济外交谈判往往需要考虑路径和顺序选择，进而形成某种“杠杆效应”。事实上，2011年日本在夏威夷APEC期间宣布“为加入TPP谈判，而与相关国家展开磋商”的意向后，推动了加拿大、墨西哥等积极参与TPP谈判，也对东亚各国的地区自贸区建设起到了激励作用。但遗憾的是日本国内尚未达成共识，其“TPP的杠杆效应”渐趋弱化，反而成为日本地区信用的拖累。
在自贸协定谈判上，与日本具有竞争关系的韩国捷足先登，不仅相继与欧美达成FTA，也先于日本，与中国启动了自贸协定谈判。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力，日本若不改变地区合作政策，切实改革国内产业结构，大胆开放市场，恐将在地区合作舞台上丢失以往的优势。而这种现实的合作与竞争并存关系的明白化，也必将成为促进各方明确地区共同利益，形成合作共赢之共识的推动剂，进而驱动各方争时间，抢速度，切实将地区合作落到实处，确保地区共同繁荣。这或许是本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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