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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西鹰潭一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灰色利益链浮出水面：在犯罪嫌疑人“黑土草莓”3月份的交易记录中，出售的个人信息竟有超过3/4是由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提供的，其他提供个人信息的“上家”还包括银行、民航等企事业单位。
而在公安机关近期的专项治理行动中，也有不少公职人员涉嫌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这样的现象发人深省：理应成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港湾的职能部门，缘何屡屡成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发源地”？
现代社会，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旦泄露，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将造成巨大威胁。有关部门由于公共职能所系，掌握着公民大量的个人信息，包括户籍、通信、出入境、住宿、车辆档案、图片图像等各个方面，确保这些信息的安全，是一份沉甸甸的公共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极少数公职人员却经不住利益诱惑，不惜利用工作便利和制度漏洞，将信息泄密当作自己的生财之道。究其原因，一是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几无成本，悄然转手即能高价出售，巨大的利益空间激发了某些人的贪欲；二是我国缺少专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职能部门对信息泄露的监管机制尚未健全，给这些人的不法行为留下可乘之机。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职能部门和公职人员理应率先垂范。对公职人员而言，如果说保守国家秘密是岗位要求，保护公民信息安全同样是职业操守。从观念上讲，必须加强教育，在公职人员中加固自觉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理念，像维护国家秘密那样呵护个人信息。从制度上讲，只有在政府内部建立起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对工作人员收集、使用、披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全程监管，才能使“跑冒漏滴”无处藏身。源清则流净，根除而叶落，信息泄露的源头一旦堵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利益链也便不斩自断。
立足长远，无论对政府部门还是其他单位而言，法律仍然是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根本保障。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将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入罪；日前，“个人信息保护”专项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也已制定完成，进入报批程序。如何确定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与违法侵犯之间的界定标准？如何明确其他个人、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法律责任？这些都将随着立法进程的深入而不断清晰和完善。
网络使社会越来越演变为“透明社会”，公民却不应因个人信息泄露而成为“透明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政府部门发挥领跑表率作用，企事业单位自觉依法行动，全体公民积极主动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立体保护伞，我们就能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撑起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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