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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1 作者：李宇嘉（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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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能否实现经济增长驱动力从投资和出口向以消费需求为主的“内需”转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能否长期平稳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这一点已经在政府和学界达成共识，核心问题是如何提振消费需求，这是摆在政府面前亟待解决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近年来专家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多，主流观点认为消费难振有三方面原因：“没钱花”（收入水平低，收入差距大）、“不敢花”（社会保障不健全，边际消费倾向低）和“不愿花”（消费环境差，公共服务设施不足）。
消费难振首先是收入出了问题，上述原因确实有道理，与我们的实际感受也一致，但从数据和逻辑上推演，却并不能成为消费不振的根本原因，只能是直接原因。
先看收入水平和分配格局，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居民消费支出取决于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毫无疑问，收入增长和提高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一定能够增加消费。从2001年到2010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2%和10.2%；而从1995年到2000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仅为8%，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与2001年到2010年的平均增长率基本持平。但是，这两个时期的消费率却呈现相反的变化，1995年到2000年，消费率从58.1%上升到62.3%；而2001年到2010年，消费率却从62.3%下降到了2010年的47.4%。因此，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影响消费，却不能够成为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
再看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覆盖全体公民的包括医疗、教育、就业等在内的社会保障网能够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但即使在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绝大部分老百姓依然有后顾之忧，也有医疗保险、养老和就业等诸多的问题，也一样要为子女上大学存钱，也要购买商业保险，也一样要为就业忧虑。事实上，没有多少国家能真正实现绝大部分人一辈子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因此，这也同样不能解释我国消费率为何如此之低，为何与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存在着25至30个百分点差距的原因。
最后看消费环境，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是国内消费环境太差，对消费者保护不够。这确实会影响到居民消费，但这个问题涉及到市场经济和经济转型逐步深化的问题，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同样不能解释为何我国消费率这么低。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投资和消费应当是相互挤入的，即消费通过边际消费倾向的上升来刺激投资乘数增长，消费创造了实现投资需求的机会；投资增长通过收入增加和改善公共服务基础来支持和引导消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或经济启动时期，投资和消费并重，相互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例如二战后的美国和欧洲。但是，从支出法核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构成，在净出口占比不大且波动较小的情况下，消费率由2000年的62.3%下降到了2010年的47.4%，而投资率却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0年的48.6%。
投资过快增长和投资与消费相互挤入效应没有发挥，而是二者背道而驰的表象，实质上反映的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体制下GDP政绩考核的经济增长战略的弊端。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和信息化建设需要大规模的资本形成，这一时期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是正常的。但是，在工业化中后期，若要继续提高投资的边际效率和不断改善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可持续性而避免投资过剩和闲置，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上需要实现向消费为主导的内需转变，在产业结构的转换上需要向第三产业转移。然而，我国在工业化中后期的这两项任务却受到了政府主导经济增长体制的阻滞。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通过掌握各类资源，地方逐渐承担起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责任，并逐渐衍生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强地方政府模式和GDP政绩考核标准。
这一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对于短期化、易操作、见效快、显性化的大型项目投资（如“楼厅堂馆”、“铁公机”、“CBD”等）的重视。近年来，这些项目投资与消费的挤入效应很小，甚至还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且这种投资模式驱使政府将有利于GDP短期增长的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成本要素置于公共领域，从而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等投资成本要素的产权在事实上不完整或受损，而对于资本形成则给予过度保护。这是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低和差距大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没钱花”。
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对于医疗、教育、文体等社会保障内容建设的重视程度要低于能拉动短期经济增长的投资项目，因为社会保障投入挤占短期内的资本形成（尽管有利于长期内的资本形成），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从而造成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和不足，这也是居民“不敢花”的深层次原因。
在这种体制下，地区间的重复建设比较严重，为实现本地GDP和税收增长，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保护本地企业，限制外地企业，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区域间市场被分割，区域间贸易成本居高不下，市场进入门槛高，全国竞争性的流通市场无法形成，这是消费环境差和居民“不愿花”的深层次原因。
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需驱动力难以建立，消费率不断下降，表象是投资过快增长导致消费占GDP比重相对下降，直接原因是收入增长较慢和收入差距大，本质上则在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和以GDP为绩效考核标准的经济增长体制。提振消费需要实现经济增长体制的两个转变：一是实现地方政府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二是实现投资由政府驱动向民间驱动转变。前一个转变是完善消费的基础环境，解决当前政府投资对于“没钱花”、“不敢花”和“不愿花”的制约；后一个转变则是回归投资和消费相互挤入的本源，发挥投资与消费的良性挤入效应，建立以消费为主导的内需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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