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市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10年A股市值跃居全球第二位，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IPO（首次公开募股）融资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但我国证券市场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完善的方面，其中内幕交易是对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危害最大的问题之一。
　　内幕交易案发率高，但侦破率低，内幕交易监管面临侦破难、破案率低的难题。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内幕交易常常以他人账户进行，或者以提供资金支持、约定所得分成等团伙形式进行，手段隐蔽。第二，内幕交易具有智能型、专业性特征，行为人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智商，大都经过精心策划。第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涉及的审批链条长，内幕信息的泄露渠道由过去的股东会、董事会向市长办公会、处长办公会延伸，一些官员涉及内幕交易大大增加了内幕交易的侦破难度。第四，面对复杂的内幕交易问题，司法实践中传统的“辩方举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遇到困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犯罪经济学创立人美国学者贝克认为，犯罪成本=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刑罚×犯罪被侦破的概率。犯罪成本与破案率高度相关，破案率越低，犯罪成本就越低，犯罪就越猖獗。这告诉我们：正是侦破难、破案率低导致的低廉的违法成本造成了内幕交易屡禁不止。破解内幕交易监管难题，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破案效率。
　　加强市场基础建设，为认定内幕人员、内幕行为提供证据基础。应在现有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基础上，扩大登记人员的范围，尤其是把知悉内幕信息的官员纳入登记之列。加强证券开户、交易环节的管理，不仅实行实名制，而且进行录音、录像和锁定IP地址，以掌握证券交易者的真实身份。加强资金账户管理，解决以提供资金支持、约定所得分成方式实施隐名交易的查证问题。在平衡金融隐私权和金融信息披露义务的基础上，借鉴反洗钱领域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取得金融机构配合，赋予证券监管部门对可疑资金往来的调查权。
　　完善内幕交易举证制度。可以在内幕交易认定的部分环节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证券账户、资金往来、交易频率、交易习惯、交易数额、交易时间、交易利得等要素形成的环境证据的基础上，对内幕人员实行推定；对内幕交易认定中的“知悉”、“利用”内幕信息等主观性的方面实行推定；在证据推定的基础上，建立嫌疑人抗辩制度；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确立庭外和解、污点证人、诉辩交易等制度。
　　确立认定内幕信息“重大性”的客观标准。内幕信息的认定需要证明其导致的价格波动具有“重大性”，其关键在于明确“重大性”的标准。欧盟的经验认为，某个信息影响某一证券价格的振幅如果达到5%，就可以认定该内幕信息具有“重大性”。这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强化内幕交易侦破的组织保障。鉴于证监会稽查局和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已联署办公，应在突破传统的行政移送刑事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证监会和公安部门的合作模式。同时，发挥交易所、证券公司的一线监督作用，加强证券公司的合规性管理，发挥证券公司紧贴市场、反应灵敏、实时监控的优势。建立举报激励机制，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实施全方位监督，尤其是鼓励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进行专业分析性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