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国内有关推进金融改革的各种讨论逐渐升温，而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推出，更是将这些讨论推向了具体实施层面，一时间引发各方高度关注。在一些人看来，这样一个试点恰逢其时，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步入了一个新阶段，未来的市场化进程将显著加快；但也有观点认为，试点方案所涉及的政策大多颁行多年、了无新意，一些重要提议（如利率市场化）并未纳入。应该说，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所偏颇。在我们来看，温州改革试点能否为整体金融改革探索出一条道路，可能并不在于其具体内容如何，而在于其能否在可操作范围内将试点与金融改革大方向契合起来。
粗略来说，我国金融改革的大方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放松金融管制。与发生金融危机的欧美国家不同，我国未来金融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在于放松管制，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在我们看来，短期内，管制放松的重点并不在于利率、汇率等价格的市场化，而在于市场准入和数量管制（信贷增长）的放松。要知道，在数量受到严格控制情况下形成的市场价格必然是扭曲的，并不能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不重要，其仍是金融改革要坚持的长期方向。
其次，修正金融体系失衡。结构失衡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缺陷所在，也是未来金融改革需要努力的方向。一般说来，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应该对应多元化的金融供给，方能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集中了全社会绝大部分的储蓄并提供了主要的融资支持。
由于行业特殊性，银行在各国都受到比较严格的监管，风险规避是银行融资普遍特征。在2008年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的银行监管得到进一步强化，对银行规避风险的要求在进一步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味要求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累积出美国式“次贷”风险。在我们看来，在推动成立新型金融机构，加大小微企业支持力度的同时，更应该强调的是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特别是高风险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这才是修正金融体系结构失衡的关键所在。
第三，确立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建立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未来金融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石。从功能观来看，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不只在于融通资金，也包括管理和分散风险。这意味着不管是以何种形式（民间借贷还是银行贷款）发生，金融业务的风险都始终存在。一个高效的金融体系，并不在于把风险减到零，而是把风险、收益等要素按照确定的规则，在不同的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合理的配置。从我国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基本规则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实践中，金融市场主体对自身权责认识不清，相互之间的杯葛时有发生。而政府出于对风险的高度担忧，以及对各类风险处置过程（也包括民间借贷案件）的频繁介入，成为了金融风险事实上的兜底者，又进一步恶化了金融市场主体权责不清的现状。这种“死循环”，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不但无助于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反而会引发市场参与者的道德风险，是阻碍金融市场化改革最大的障碍。
对于刚刚上路的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我们所抱有的合理期望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允许民营资本更多地参与新银行机构的发起或参股现有银行，推动银行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优化。这一方面可以促进竞争，增加金融服务供给；另一方面也可以真切地观察，民营资本介入甚至控制银行运行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为今后全国范围内的改革积累必要经验。
第二，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特别是高风险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加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支持。除新设金融机构之外，应特别重视多种类型金融手段的协调发展，以建立完善多层次的融资体系为目标来优化金融结构。
但需要强调一点，金融只是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不能高估其作用。如果相关的政策环境（包括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没有大的调整，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得不到根本性改观，过分强调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供给，不过是为这一群体扩大负债杠杆提供了一次便利。风险隐患或有之，且未必能有合意的成果。
第三，也是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在改革试点过程中，真正建立起有效的金融市场规则。理清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参与者的行为边界，真正形成风险与收益相对应的权责承担机制。就短期来看，重点应在于探索政府在金融风险承担上的退出机制，以及更合理的金融风险处置流程。
总之，作为对未来整体金融改革道路的一个探索，温州金融改革试验的重点不应再简单沿用传统思路，如果我们仍然坚持由政府主导和完全掌控，仍然用新设机构数量多少、金融机构盈利水平高低、不良贷款有无“双降”或有无出现重大风险事件作为评价温州金融试点成功与否的标准，那么，这样的试验从一开始就已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