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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24 作者：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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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为14.7%，与去年同期33.1%的增速相比，大幅下降。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缓，为8.1%，这自然要在财政收入上有所体现。第一季度物价回落，消费价格指数为3.8%，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收入。此外，财政部也将结构性减税视为增速回落原因之一。
其实，财政收入增长形势变化所隐含的经济运行信息更值得关注。第一季度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3%。其中，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分别增长5.4%和7.6%。而在2011年，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分别增长15%和22.6%。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与国内经济活动关系最为密切，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回落，至少表明更加紧缩的经济政策没有出台的必要。
第一季度非税收入同比增速达到53.3%。的确，非税收收入增长有诸多不可比因素，但增速也未免快了点。非税收入增速较快，不禁令人想起2009年的情景。当年为了保财政收入，非税收入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受到挑战，已是不言而喻。2012年中国调低了GDP增速，但财政收入增速预计数上调至9%。第一季度的财政收入形势表明，中国财政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第一季度，全国不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差距较为明显。在增速全面回落背景下，第一季度既有增速仅为个位数的省市，也有增速高达40%甚至50%的省份。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面对个体差异较大的地方财政形势，下一步怎么做，确实是个难题。
仅仅关注公共财政收入是不够的。公共财政收入不足以充分反映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近二十年来，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保证的主要是地方政府的经常性开支。地方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诸多公共服务，靠的是与房地产行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收入，特别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金收入。
地方政府需要较为稳定的财源。自1998年以来，房地产、汽车制造、高速公路建设已成为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三大“法宝”。现在有什么可以取而代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谈何容易？再说，发展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恐怕更需要的是政府输血。能够保证政府收入的主要还是传统产业。要靠改造传统产业，嫁接新兴产业，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地方政府财源的稳定性。地方政府自主发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源稳定性问题。举债对地方政府财力只能起到临时性的补充作用。
房产税与地方财源的稳定性有关。个人住房房产税的开征不存在技术障碍，未来也必定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一个税种，除了提供财政收入之外，首先需要说明征收的目的何在，是否会因此带来新的不公平和社会稳定问题。个人住房房产税应该是一种替代性税，相关改革必须回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和税收）。
但是，靠个人住房房产税来解决地方财政收入不足问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亟待要做的是，进一步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改变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财力格局，给地方更多的财权和财力。
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意味着原先的财政收入计划完成可能不会太顺利。顺理成章的，一些地方政府或税务部门要加强税收征管。可是，如果是经济有问题，那么加强征管以实现“应收尽收”，收入任务表面上有可能完成，但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对于各种经济主体而言，重要的是实际税负，而非名义税负。名义税负下调，实际税负未变或上升，这样的减税就没有多大意义。“加强征管”反而很可能导致实际税负提高。
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实施所谓结构性减税政策。“结构性减税”界定存在模糊性，在“有减有增”的解释下，虽出台了减税政策，但一些增税政策也随之出台。特别是一些价格传导性较强的税种，如资源税，相关增税措施可能增加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
面对当前财政收入形势，地方减少支出是个好办法。一些不必要的支出要乘机削减，金融危机不应成为政府持续扩张的借口。一些到期的临时性支出项目，不必要延期的就尽量不要延期，更不要挖空心思寻找替代项目。有的地方曾经探讨出台家具以旧换新政策，实属没必要。公共政策不必过多地介入私人消费。
欲取先予。财政压力再大，减税政策还是要持续。“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应扩大，消费税减税改革应加快。个人所得税税负还应进一步下调。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还应进一步上调。
当前中国经济决策要特别提防财政收入的系统性风险！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是有前提的。一旦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那么财政收入重现负增长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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