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 “稳中求进”，即国民经济增长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力求增速仍维持在一个相对较快的轨道上运行。该目标的潜台词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应尽量避免经济发展出现“硬着陆”的局面。
　　不过，让人感到担忧的是，一系列统计数据表明，今年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逐步加大。这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是GDP增速出现连续回落。数据显示，去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三季度增长9.1%，四季度增速已经下滑到9%以内，为8.9%。而今年第一季度GDP仅增长8.1%，经济增速连续五个季度回落，创近两年新低。去年全年增长9.2%，也比2010年的10.4%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今年的经济增长态势也并不乐观，预计增速仅为7.5%，创8年来的最低值。
　　二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乏力。投资历来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功臣，但今年投资的力度有一定程度下降。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20.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8.2%)，增速比上年全年回落2.9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双双回落，同比分别下降10.6个百分点和14.6个百分点，呈现开发和销售双回落。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也低于预期，仅为14.8%。而出口更是低迷不振，增速仅为7.6%，贸易顺差只有6.7亿美元。
　　三是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的效益大幅下滑。今年前两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2月份实现利润6060亿元，同比下降5.2%，比去年12月下降近37%，这是自2009年11月以来工业企业利润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国企、股份制企业和外企利润下降，是前两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景气的主要原因。而企业家的信心也备受打击，根据今年3月份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PMI的初值已经回落到48.1，不仅低于50分水岭，更是创下数月新低。
　　四是财政收入迅速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4.7%左右，比去年平均增速24%左右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而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制造业集中的发达城市，财政收入一改往年大幅增长的趋势，竟出现了极为少见的集体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情况。地方财政状况恶化固然跟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滑有关，但与实体经济陷入低谷紧密相关。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经济陷入“硬着陆”的可能性在增大。然而，按照年初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今年的宏观调控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但从实际安排的规模来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均有不同程度地缩小。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支出的规模有所减少，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为8000亿元，赤字率下降到1.5%左右。这说明财政政策实际上有所收缩。在货币政策方面，广义货币预期增长14%，也比去年16%的预期增速下调了两个百分点，和今年一季度实际增速13.4%相比旗鼓相当。这意味着今年的货币供应量也并不会比去年宽松。
　　实际上，这种宏观政策的配合主要目标是为了抑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去年以来，由于2008年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后遗症，物价涨幅大大超过了预期目标。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的CPI达到5.4%，超过年初4%预期目标1.4个百分点。在一系列紧缩政策的打压下，物价快速上升的势头终于得到遏制。今年一季度，CPI同比涨幅为3.8%，要低于实际控制目标。
　　然而，今年中国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更为复杂，防通胀依然不可松懈。目前通货膨胀率虽然暂时有所下降，但未来反弹的可能性很大。在我国CPI的构成中，食品价格占有较大的权重，这就使得我国的通货膨胀与食品价格的涨跌紧密相关。近期部分农产品价格又开始出现暴涨行情，其他农产品也不能排除再次跟风，推动CPI指数不断攀升。
　　更应该注意的是，今年的经济增速有可能掉入长期均衡点之下，宏观调控已从过去的既快又好变成了保增长控物价，再调整为稳增长防物价。如果物价形势再次反弹，在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情况下，那么中国经济极有可能陷入“滞涨”的陷阱之中。
　　而一旦“滞涨”的态势形成，那么必然将使中国顺利实施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加障碍，并使诸多政策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按照经济学中“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在保持增长和治理通胀方面往往容易顾此失彼，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这就说是，如果想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容忍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那就要以较低的经济增长作为代价。
　　对于中国而言，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保增长显然要比抑物价更为重要。换句话说，当前宏观调控应以保增长为核心目标，并将通货膨胀设定在一定的合理和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努力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的双重任务。
　　这是因为，相对于当前较低的通胀率来说，不断下滑的经济增速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冲击更大。受经济下滑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剧就业形势的紧张。据测算，如果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导致近百万劳动者失去工作岗位。此外，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将进一步恶化，并有可能加剧地方债务违约的风险。事实上，如果经济持续下降，以速度换改革的目标并不能实现，反而会增加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各种矛盾。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经济“硬着陆”的现象只出现过一次，即上世纪80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0%以上骤降到4%点多，经济改革也几乎停滞。另有一次曾经面临着“硬着陆”的巨大风险，即上世纪90年代末期。但在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下，“硬着陆”的风险得到有效化解。
　　当前，中国经济又一次面临“硬着陆”的风险，并且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与以前相比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正确选择宏观调控的组合政策，将是对管理层的一大考验。
　　一方面，应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细化，最好能有具体配套措施将其落到实处，努力做得有保有压，有针对性地操作。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要区分究竟应该对谁积极和扶持，但同时又对哪些方面应该坚决抑制和控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加区分地搞一刀切。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性，避免由于政策的模糊而对经济活动主体误伤的事情发生。
　　另一方面，尽快培养和发掘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一项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任务。要想使中国经济不发生“硬着陆”，就要尽快找到推动经济重新起飞的新动力。毫无疑问，重树体制改革大旗是十分必要的。对中国过去的经验研究表明，制度改革和变迁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再次走到了需要改革的十字路口，只有下大力气坚定决心，将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进行新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春天。这样不仅能够防止中国经济“硬着陆”的现象发生，还能使发展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从而为未来中国经济保持更持久更稳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