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已连续三年收窄，今年首季进出口7.3%的增速是2009年四季度以来的新低。据路透社分析，“虽然新兴经济体需求强劲,给中国出口带来支撑,但作为中国主要出口目的地的欧洲和美国经济长期笼罩在阴霾之下,暗示着中国出口放缓恐怕还远未接近尾声”。未来出口增速继续回落的总体态势将不会改变。
不过，以笔者的观察，中国外贸面对的困局背后，还有国际经济外部性结构性改变的深刻原因，这就是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两大新主题，国际产业正在悄然再度分工，国际定价机制在持续削弱中国，而中国所处地位与影响力很不匹配。
中国经济正在大力实施产业结构调整，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将得到迅速发展。这就搅乱了美日在中国的传统产业布局。美国正抓紧布控和整合全球产业，欧债危机，正是美欧间争夺国际产业分配权的外部表现。在亚洲，日本正凭借其技术优势争夺对亚洲产业的国际分配权。今天的东海争端，固然有争夺资源的因素，但究其实质，是日本在美国的鼓动和支持下，利用其产业优势来调整和控制下游外包产业，同时鼓动东南亚国家制造南海问题意图政治搅局，以期合力实施萎缩中国“世界工厂”的战略企图。
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掀起的“双反”(反补贴与反倾销)调查上半场结束，美国初裁决定征收最高不足5%的反补贴税率，大大低于市场预期,
但接踵而来的反倾销税根本容不得中国的光伏企业喘口气。美国将于5月底做出反倾销初裁,最终中国企业可能需要承担的“双反”税率,业内预计仍有可能近25%。如果这样，将令在中国组装的光伏组件完全失去美国市场。全球知名太阳能产业研究机构Solarbuzz分析师廉锐估计，若总税率超出20%,业内共识是只有依靠第三地组装再出口至美国，这些地区主要指东南亚国家。
中国经济已成世界经济复苏的助推器，但中国经济在东亚产业结构的阶梯中刚刚上升到中间位置。由于中国的产业仍相对落后，离东亚产业结构的中心地位仍有相当距离，中国在东盟国际关系中，政治影响力较大，经济影响力相对较小。在东亚产业分工中，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不是产业链上下游的支配与输出关系，而是经济结构的相近性与产业间形成的同质化之间的竞争。而东盟面对其产业规模和发展水平与中国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表现出群发性的深层次不安，总体上更多地显示出与美日韩等国家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趋势。
近期以来，美国经济数据改善和欧洲银行系统获得低成本贷款迅疾提振市场人气，投资资金涌入股市、新兴市场、高收益债市以及纽约房地产市场。但是多数投资行情昙花一现，理由是：全球投资都在关注中国传出更清晰的需求迹象，所有大宗商品都在“卖家”控制下，寄希望搭上这班“卸货”给中国的投资风险的列车，这波投资吊足了全球商品卖家在今年的胃口。
当前，国际上几乎所有大宗商品都将中国视为“卸货”对象。他们掌控大宗商品定价机制，握有定价权，时刻挖掘售华资源的商机。中国是铜、铁矿石、钢铁和大豆的世界最大消费国。随着国际铁矿石交易向现货倾斜，定价机制亦愈发成为中国与国际供货商间争夺的最新战场。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争夺就是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与新加坡GlobalORE的现货交易平台，令人诡异的是最关键的三大矿业巨头迄今态度暧昧。
而在双重压力下，2010年以来，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等综合因素考虑，为数不少的沿海企业正在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据2011“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公布的信息：珠三角地区外迁企业共涉及18个制造行业，占比最大的两类企业是机械和玩具，其次是仪器仪表、塑胶、食品和电子信息，纺织、印刷、钟表、化妆品、家具和工艺礼品行业也占一定比例。从外迁地区看，广东省内占了六成，江西、广西、湖南、湖北、安徽等中西部省区以及以浙江、江苏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占了近四分之一。天虹纺织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包芯棉纺织品供应商之一，早在2006年就在越南投资建厂，如今正准备投建第二个工厂，将更多制造业务转移至越南。
上述观察凸显了本轮经济显现三个重要特点：外部性高、举债周期长、内生性紧缩开始显现。回顾1992年至1994年的经济过热，1998年至2002年的通货紧缩的历史，本轮与1992年那一轮周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受外部性高的影响，缓冲期将不存在，若处理不当，经济将直接进入通货紧缩。
在笔者看来，受国际新的产业分工加剧等外部性和内生性紧缩的双重压力影响，中国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已到“临界点”，产业呈现外溢。经济周期已提前预警。为避免中国经济进入长期通货紧缩，我们在经济战略调整中尤须力避强行抛弃传统优势产业，超越自我条件推进结构调整的强制性政府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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