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需不振，外需乏力的影响下，中国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单季回落幅度较去年末有所扩大，且创下近三年来最低增幅（前次低点是2009年2季度的7.9%）。由此，各方对中国经济大幅减速，甚至“硬着陆”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到底应该如何理性客观地看待8.1%的增长？
　　事实上，在试图寻找新推力的全球“弱增长”格局中，中国经济仍是一抹亮色。现在全球经济并没有完全从2008年金融危机走出来。无论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发达经济体都呈现弱增长格局。从横向对比来看，中国经济仍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8.1%的增长在全球弱势增长格局中是较高水平的增长，相对中国前些年“超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合理增长”阶段。
　　中国要习惯“降速”。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告别两位数的增长，以往中国经历了十年“超高速增长”，年均GDP同比增速达10.48%，这有劳动力供给的快速增长，高储蓄率支持的资本存量的扩张以及生产效率提高三个方面的贡献。然而，未来由高储蓄—高投资率支持的资本存量扩张正发生趋势性改变。
　　从中长期看，中国正处在一个增长放缓的长周期的开始阶段。随着红利的衰减，潜在增长率开始下行。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基础性因素，包括内生、外生，需求、供给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尽管变化的过程是平滑的、缓慢的，但从趋势上讲已接近或达到拐点。
　　首先，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阶段。这就预示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资本回报率将持续下降。
　　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劳动力大规模再配置的进程趋于尾声，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也将趋于减速。2010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已达到46.9%，超过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历史峰值。据此判断，第二产业很难再出现大的扩张，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将会出现下降。随着“人口红利”衰减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其次，“资源红利”衰减后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环境瓶颈。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和气候变化约束。由于资源本身具有难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不可持续。
　　最后，全球增长格局演变。从中长期看，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特别是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贸易政策盛行等五大因素的影响下，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将步入递减区域，中国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以及“要素驱动型”模式已到尽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实现重大转换。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以往过去那种“双位数”增长不可维持，也不应维持。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速度降下来的同时，把质量提上去”。未来中国必须加快要素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型”向“效率驱动型”转变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当然，在整体要素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和资源禀赋相适应，结构调整也不要过于剧烈，这样可以避免在“要素红利”形势逆转下，比较优势出现真空的状态。因此，现在最好的延续方式就是拉动内需，一边升级产业结构，一边挖掘要素红利的潜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