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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原西德马克和日元相继国际化，都先后经过大幅升值的时期，当时均未对本国经济产生太大冲击。但至1980年代后期，两国在是否采取扩张性国内货币政策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结果是日本经济泡沫愈发严重，陷入了“失去的十年”，而西德经济状况则好得多。
谈及这段历史，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金融大家谈”栏目专访时表示，日本与原西德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一国在其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尤应警惕本币升值后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余永定认为，国内在研究国外经验时往往只关注到“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而忽略了此后的“卢浮宫协议”。“其实，‘卢浮宫协议’的重要性不在广场协议之下。在这一协议的签署上，当时的西德央行正是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才避免了日本式的泡沫和泡沫破灭后长期萧条。”
1985年9月，发达国家5国(包括当时的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大厦签署协议，一致同意通过国际“协调干预”，推动日元对美元升值。这次会议签署的协议，史称“广场协议”。在此后不到三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近100%。
但“广场协议”签署之后，由于美国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自身财政状况，在广场协议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恶化。美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和外债的急剧增加，影响了外资向美国的流入，市场对美元信心下降。对于美国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让美元继续贬值弊大于利。
为了遏制美元继续贬值，1987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巴黎的卢浮宫召开会议，一致同意G7国家要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加强“协调合作”，保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次会议签署了“卢浮宫协议”。
“美国当时刚刚走出衰退，不愿意提高利率，于是向西德和日本施压要求他们降息。”余永定告诉“金融大家谈”栏目，“这两个国家的不同态度此时展示得淋漓尽致。西德央行展示出自己强烈的独立性，坚持国内货币政策独立自主，强调国内的经济形势决定了不能降息；而日本对美国的要求言听计从，采取了降息的政策，导致泡沫越来越严重。”
余永定认为，西德在处理汇率问题上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西德允许马克汇率逐渐升值，并实行了浮动汇率制。而事实证明，实行浮动汇率制，最终并没有对其经济造成太大冲击。”
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德马克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随着战后西德经济奇迹的出现，到1960年代已经能够持续保持连年顺差。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西德货币当局将巨额贸易盈余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同时产生了巨额的马克投放。这逐渐在德国国内引起流动性泛滥，威胁到物价稳定，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和工人薪资等也面临巨大的上涨压力。西德国内就汇率改革展开了激烈争论，要求让马克同美元脱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73年3月，西德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德国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在持续贸易顺差的推动下，马克也开始了漫长的“主动渐进”升值过程。从1970年代的马克兑美元4：1，到1990年代逐渐升值到1.5：1，升值幅度达2.7倍。马克的大幅升值并没有给德国出口造成致命打击，贸易顺差依然连年扩大。
余永定认为，我国的一些官员和学者误读了日本的教训，认为日本之所以会出现“失去的十年”，是因为“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大幅升值，最终酿成泡沫经济。其实，日本的错误不在于让日元升值，而在于因为过分担心日元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于“广场协议”之后采取了极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日本政界和学术界公认的看法，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余永定向“金融大家谈”栏目强调说，我们要学会克服“升值恐惧症”。
在“卢浮宫会议”上，西德央行的独立性无疑令人称道。余永定告诉“金融大家谈”栏目，虽然西方国家的央行都有独立性，但没有任何一国央行像德国央行那样，拥有“那么强烈的独立性”。
据介绍，德国央行的独立性具有强大的法律基础。《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行使本法赋予其的权限时，独立于联邦政府的指示。作为欧洲央行体系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履行其职责可能的情况下，德意志联邦银行支持联邦政府的一般性经济政策。”
余永定表示，德国央行与其他国家央行的最大不同就是，其政策目标只有保持物价稳定。“有些欧洲国家央行，对保持币值稳定之外，是否还要维护金融稳定等定位比较模糊。而在美国，央行(美联储)充当最后贷款人是无可争议的。这一点，德国是不接受的，认为央行不应当充当最后贷款人，其责任只有一个，就是维持物价稳定。最近，随着欧债危机的加深，情况也可能会发生某种变化。”
余永定表示，由于国情不同，中国央行的模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 搬外国“但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应赋予央行更多的独立性，使央行可以迅速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做出判断和调整，而不需要通过一系列非常复杂和繁琐的程序，否则最后不仅丧失政策出台的最佳时机，也给市场释放了不正确的政策信号。”余永定通过“金融大家谈”栏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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