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3日，标准普尔宣布将法国和奥地利的3A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个级别至AA+，同时将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评级下调两个级别。欧元区债务危机从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危机愈演愈烈。欧盟各国针对危机的一些举措，如“金融防火墙”机制以及构建统一的财政联盟，都显得操作难度极大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笔者认为，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固然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有关，但更需要从欧洲的长期发展模式方面去探究。
　　欧债危机的爆发直至愈演愈烈，固然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有关，但更多的原因恐怕需要从欧洲的长期发展模式上去探究。一个国家出现债务问题，预算不能平衡，也像一个家庭出现财务问题一样，要么是“开源”出了问题，要么是“节流”出了问题，或者两者都有。从“开源”来看，欧洲近年来生产竞争力持续下降、创新能力不足，由此导致“开源”能力不足。为应对危机，各国政府的支出大量增加，同时高福利制度的刚性更使希腊等国入不敷出，导致“节流”也不断受阻。危机以来，陷入危机的欧洲诸国政府逐渐认识到：经济结构需要改变，福利政策需要改变，劳动力就业制度也需要改变。无奈政府的改革意愿却频遭抗议，改革艰难推进。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审视欧洲诸国所经历的辉煌与挫折，笔者认为对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有如下四点启示：

　　启示之一：坚持并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

　　福利制度为欧洲战后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公平的关注，但也带来不少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高福利制度间接导致居民工作意愿不高，无形之中在劳动力市场设置了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从而扭曲了劳动力市场，致使劳动供给减少，企业雇佣成本偏高。此外，支撑高福利所需的高税收不仅减少了企业利润，更使得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纷纷撤出欧洲，将工厂设在雇佣成本相对低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由此观之，厘清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对我国有如下启示：继续深化市场导向改革，以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以改革推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和对外出口，在投资中政府又起主导作用。这一增长方式目前已难以为继，从投资导向向消费导向的转型势在必行，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让企业将利润驱动与创新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有待于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如果行政垄断、简单模仿比自主创新能获得更多的优势，创新的热情将难以点燃。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之一便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启示之二：福利制度的建设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欧洲的高福利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战后欧洲的社会稳定和进步、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改善。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福利制度又受到欧洲社会老龄化及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老龄化的加剧使得高福利制度的成本居高不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转移使得社会保障计划支撑困难。有远见的政治家疾呼推进改革，但“胃口”已被吊高的民众四处游行抗议。除了退休金制度在欧盟各国都进行了变革以外，涉及到一些根本问题的变革则荆棘丛生，阻力重重。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公正持续受到关注的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加速健全，基本卫生医疗制度正逐步完善。笔者认为，以欧洲的高福利制度为鉴，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建设福利制度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不断考虑制度的可持续性，考虑现有的福利制度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启示之三：警惕地方债务风险

　　欧债危机爆发以前，欧洲的债务问题已经存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各国的财政刺激计划更加剧了债务问题。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不仅使得欧洲各国政府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方面捉襟见肘，更延缓了欧洲所急需的经济结构转型。
　　与欧洲相比，我国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尚未达到国际警戒线的60%，系统性风险尚不存在，但是地方政府债务所带来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地方债务的激增起始于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提出的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为了配合这一刺激计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及规模飞速发展。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顺利完成了保增长的目标，然而地方政府融资渠道过于单一，大部分来源于银行，也无形中增大了地方财政的隐性负债。除此之外，地方债务出现问题也会绑架财政货币政策，限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甚至阻碍经济结构的调整。鉴于此，我国需要建立防止地方债务风险的有效机制，合理定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领域，健全融资平台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

　　启示之四：防止以短期调控政策取代长期制度变革

　　在达沃斯年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财政紧缩并不是根治债务危机的根本办法，欧元区脱困还需要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政治体制改革。欧洲各国并不是不希望通过改革来缓解危机，只是对就业政策、社会保障计划以及政治体制的变革遇到的阻力过大，政府顺手的工具似乎只有财政紧缩。当前我国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改革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与物质生产增长联系紧密、生产要素价格形成过程中的市场化不足，等等。打破上述制度性障碍，必须依赖于深化市场导向的长期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