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转型也一直被期待。从“九五计划”首次明确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经济增长的转变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至今已有近30年,但在包括人口红利、制度性变革、全球化扩展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的后发优势尚在逐渐释放阶段,所以造成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提升,但经济转型还一直停留在由量变积累到质变前夜的局面。 2008年蔓延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打破了中国经济运行既有的外部条件,外部需求出现逆转之势。虽然中国政府实施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旧有经济结构中的一些矛盾也迅速表现出来,尤其是,中国经济一直以来最富活力的地区已陆续呈现新的问题,如温州民间融资危机、深圳主要经济数据出现罕见的负增长,京、沪、穗、渝等城市前两个月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 这些局部异变真实反映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最大难题,即中国经济的排头兵如何提前跨过转型大关。这再一次提醒经济分析者们,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不仅要会用望远镜(分析整体宏观数据),还要会用显微镜(分析局部样板)。 本文试图以显微镜的视角来阐述中国经济转型问题。
雁型理论在中国的完美实践
如果说缘起于欧美的雁型发展理论,首先在日本落地,于是有了“日本奇迹”,那么中国发生的实践则是对该理论最完美的注释。 从经济要素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地方经济大致可分为资本活跃地区、吸纳劳动力地区、资源优势地区和政策优势地区,其中又以资本活跃地区和吸纳劳动力地区最为典型。因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市场化),让资本(包括内资和外资)和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变)得以有效结合,再辅以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市场(外需)与内部产能的对接,这使得中国成为过去30余年间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在世界中比重得以快速提升,由1979年1.8%升至目前10%。这一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结合最为突出,相应地,在中国就出现了两个样板间,一个是代表资金的浙江省,一个是代表劳动力的广东省。 改革开放以来,以浙江为首的长三角地区逐渐成为中国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1978年浙江省的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77%,到1992年已升至4.81%,2001年升至5.98%,2006年达到10.45%,其涨幅远远超过浙江省在全国经济中比重的涨幅,同时浙江省也成为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地区。 与长三角地区相对的就是以广东为首的珠三角地区。伴随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确立,广东依靠其独有的外贸优势和政策空间,逐渐成为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地区,其以外贸加工为主的工业产能快速提升。1978年广东省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为5.39%,到1992年已升至10.7%,2001年升至12.63%,2006年达到14.71%,其涨幅同样远远超过广东省在全国经济中比重的涨幅。 而且这两个省GDP占全国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8.49%,到1992年已升至14.2%,2001年升至17.27%,2006年达到19.39%,在危机前基本占据了中国经济的两成左右;两省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更是由1978年的90%左右,升至2006年的200%左右。 伴随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巡、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阶段性体制变革突破,中国经济30多年间的高速增长,从地区实现路径上看总体表现为:在像浙江和广东这样的样板间的带动下,按照头雁领航、尾雁跟随的模式逐渐展开,所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全国呈现招商引资热、开发区热。
全球危机掩盖了样板间退位问题
但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各地区模仿、赶超力度的不断加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后发优势逐渐消耗,上述发展路径在危机前已开始发生变化。例如,2000年-2007年间资源优势地区已经超过浙江、广东两省的增速,危机后一些本来为劳动力输出地的地区也相继超过浙江、广东,旧时的头雁逐渐变成了尾雁。而笔者认为,中国内陆各地“雁型梯队”队形的变化,才是2007年股市、房市泡沫的真凶,背后反映出实体经济层面原来行之有效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方面遭遇了瓶颈,这样才会有2007年以来的以钱炒钱的虚拟经济泡沫化嬗变。只是,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让本来已经浮出水面的样板间退位问题被掩盖了。 样板间的退位表明中国经济转型问题已到边际点,已不仅仅是口号,而是关乎经济是否继续增长、发展的核心问题。
简要总结一下上述两个样板间的变化:
样板间之一:浙江——代表中国的民间资本。浙江老板们的资金流向往往代表着高回报领域的出现,如今这些老板中跑路的不少(如近期温州发生的民间借贷风波),反映出其自身资金链紧张,同时也折射出,对于资本而言,如今高回报的投资越来越少。 样板间之二:广东——代表劳动力。广东加工企业的用工需求,往往引导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起落,如今,当地用工荒局面频现,与此同时,沿海省份用工企业也正通过加大西迁力度,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 这两个样板间的变化,恰恰反映出维系多年的中国故事中最动人的章节——资本和劳动力结合,已经开始变奏,而样板间的转型成功则是决定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先手。如果走好,那么先头部队就可以跨过经济转型大关,继续发挥头雁的作用,为其他地区开好路,为全国经济布局奠定好基础;如果走不好,那么经济转型则还将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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