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出现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民工潮”，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沿海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使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迅速，为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但是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等问题的出现，2004年开始在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民工荒”现象。进入2008年以来,这种“民工荒”现象已开始向内陆地区蔓延，并逐渐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冲击。这表明，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必须分析这种变革的发展趋势和新特点，正视问题，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始于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农村改革，提高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城市改革的推进，向城镇集中的农村劳动力逐渐成为主流，并一度造成了壮观的“民工潮”现象。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短时内大量进入城市就业，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市场具有无限供给的特征。
以民工荒现象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从农业就业人数看，从2004年开始，农业就业人数开始出现快速下降的趋势，2006年下降速度最大。
从我国农业产出模型看看，2006年我国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由负转正，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开始对农业产出产生影响，说明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进入有限供给阶段。从劳动力数量的供给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称为人口红利转折点，经过该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必然进入有限供给阶段。
刘易斯模型中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中，第一个阶段，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传统部门比较落后，发展缓慢，且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务农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第二个阶段，劳动力出现有限供给，农业部门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的劳动力需求开始出现竞争关系，劳动者工资开始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决定。
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规模爆发时，中国当时的城市发展并不足以吸收如此多的劳动力，但由于当时我国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民工的家庭负担较重，因此农民工的就业积极性特别高，即使厂商支付较低的工资，只要工资比在农村的收入高，他们也愿意接受工作，而不是返乡或者是选择失业。随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供求出现了变化，我国农业工资出现了跳跃式增长。
从我们计算的数据看，1991－1996年，农业人均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为12%，这是由于该阶段为农民工进城务农初期，基数较低导致增速较快；1997－2003年，农业人均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为2%，这段时期是典型的刘易斯模型的第一阶段，劳动力工资由买方市场决定，工资增长速度较慢；从2004年开始，我国的农业人均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开始进入加速阶段，2004－2010年，平均增速为7%。
在这段时期，我国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人均收入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被迫提高工人工资，以吸引足够的劳动力。从计算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看，我国2004年以来，劳动力供给曲线呈现出明显向上倾斜的走势，表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与工资之间的联动关系增强，提高劳动力供给需要增加工资来支撑。
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这种变革不可逆，对尚处于二元经济格局、经济结构转型进入关键期的中国，劳动力短缺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带来诸多挑战：过去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劳动力工资走势已经处于上升空间，人力资本的上升必然推动消费品价格上涨，带动通货膨胀率的走高；劳动力成本上涨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企业利润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再生产进程，拉低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
尽管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风险，但也存在着有利因素：劳动力收入的提高会改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保持社会和谐；收入增加还会带动消费兴起，促进我国经济动力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