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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0 作者：温建宁（上海金融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统计系副教授）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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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叠加经济转型的迫切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所以发挥货币政策适度微调的作用，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是经济转型适宜环境的客观要求。
从短期来看，经济减速过快将是最大的考验。经济增速的快慢和可持续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实体经济扩张的内生动力。但是，实体经济自去年以来不是在蓬勃发展，而是出现了明显萎缩迹象，甚至有些很有规模的民营和中小企业发展实体经济的热情降到了冰点。因为既有的金融体制下，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越多，面临的制度性风险越大，这些领域的企业家当然也就不再热衷于直接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而热衷去追逐高利润的投机性行业。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很好扭转，那么实体经济只会萎缩。
笔者想强调的是，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自身的原因，主要是金融制度设计有缺陷。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无法实现，金融不能实现资金资源的有效配置，银行信贷就难以支持最需要资金的企业发展，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非但解决不了，而且扭曲程度更严重了。国务院批准温州的金融改革综合试点，不失为先行先试制度性“破冰”的举措。二是国外的原因，尤其是国外经济不景气，导致外贸出口景气程度欠佳。赔钱出口，补贴出口，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如果真正赚钱的出口企业变得越来越少，而内需市场又极其有限，最终实体经济不但面临增长减速过快的问题，还将面临潜藏矛盾会逐渐显露出来的问题。所以，千方百计推进经济转型，稳定和扶持具有盈利前景的出口企业，是发挥示范作用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从中期来看，宏观经济下行渐成定势。3月汇丰银行PMI数据仅为
48.3，与去年11月的48.0相距咫尺。连续数月不断刷出的新低，预示着经济持续走低的态势形成，中小制造业面临的困境短期难以完全化解。经济下行的风险，很有可能最先反映为制造业的不景气，以及产能过剩。因为企业去库存化加快，产品价格随之降低，从而严重地制约了企业盈利能力。尤其是中小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较低，经济恶化的冲击将直接作用于这些小微企业，致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陷入困境。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中小类型的制造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一旦这类制造业生产活动的活跃程度降低，将直接波及就业市场的用工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更大负效应。
更能说明宏观经济形势不乐观程度的是，依赖刺激计划收益的央企也感到了经营的压力。统计局发布的今年3月的PMI数据为53.1，已连续上涨4个月，继续位于50的临界点之上，达到了自去年4月以来12个月的最高点，这一统计数据给出的结论相对乐观一些，主要是因为其计算方式中国企占比较高所致，更多反映的是国有大型制造企业的状况。大型央企掌握巨量廉价资源，又能受到诸多政策优惠，靠各种经济振兴计划收益颇丰，但就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有利因素的条件下，据国资委主任王勇讲，大多数央企也遇到了经营危机，与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时相比，形势可能更为严峻。有些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被掩盖、被忽视的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正在显露出来，也受到全社会经营生态恶化的显著影响，各企业和直属机构盈利能力开始快速下降，说明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反映出经济本身需要标本兼治的政策，既要合理化解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复归常态难以割舍的情结，也要安抚那些害怕价格出现急速回归将直接拖累经济的担忧，更需要大力培育尚显弱小不够成熟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容忍经济发展短暂停滞给经济决策的较大压力。
经济现存矛盾，既是严重的压力，也是充足的动力。所谓经济压力巨大，是因为过去三十年，经济是在增长的道路上长期向上，国人已习惯了享受经济发展的现成果实，而现在为了将来经济更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不得不放弃眼前的局部利益，通过转型积蓄能量，拐到了需要充分蓄势调整的“岔道”上。很显然，只有历经充分蓄势才有可能重拾升势。预计今年降到8%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经济由中速增长阶段快速滑落到达低速增长的范畴。因此很有必要阻止经济由中速增长向低速增长无间隔、无缓冲地转变，发挥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应是避免经济陷入低速增长泥坑的选择。
实体经济出现发展速度减缓后，防止经济下滑过快需要虚拟经济发挥作用。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就像上海大力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金融市场的发展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不失为经济中速增长时期较好的选择。虚拟经济中，尤其是金融这一块蕴含着巨大的“宝藏”，开发好了势必会帮助经济度过暂时的难关。今年的宏观经济极有可能在第二季度触及阶段性的低点，为了配合经济触底回升促成质变，货币金融政策适度及时微调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跟随反映通货膨胀的指数CPI回落的脚步，微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适当幅度，有助于促进经济平稳实现转型，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的各种弊端。
启动内需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抓手，结构性减税会成亮点。这不但是让利于民的“民心”工程，也是优化税收结构的制度性建设工程，不但有助于建立税收透明的财政体系，而且有助于扩大居民实际收入水平，进一步促进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是通过“放水养鱼”的方式活跃消费，最终带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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