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货币政策与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危机和复苏过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在最近这五年与国际经济形势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主要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 这是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回答记者提问时的一段讲话。
　　由于中国经济走势与国际经济走势具有千丝万缕乃至唇亡齿寒的关系，当国际经济陷入衰退之时，中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因此，政策的制定就不仅仅着眼于国内，而要随国际经济走势及各国政策而做出相应调整。正因为此，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国家经济衰退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适时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致力于扩大内需，通过内需的拉动在全球危机中率先复苏。
　　然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波及之广泛、情况之复杂历史罕见，经济政策的制定更需要在国际国内多个目标之间进行平衡，更要充分考量美日欧等经济体的政治经济走势、领导层稳定性和执政偏好、重大事件等多种要素，主动出击永远是最好的防御手段。
　　近期国内外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的货币政策或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期。
　　从国外看，数据显示部分国外经济体正在逐步走出泥潭。3月29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四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3%，创出了自2010年二季度以来的最快季度涨幅；同时，今年美国就业率开始反弹，前3个月非农就业已累计增加51.7万人，失业率回落至8.3%，美国申请就业人数降至近4年来新低。日本经济从低谷中恢复，国内需求上升，进口快速增长。印度经济也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速度，GDP增长率大致为6%-7%。同时，欧债危机虽然存在较大隐患，但欧元区国家不断推出一系列措施，以挽救已经处于漩涡中的国家，随着欧洲央行(ECB)注入流动性的努力，将大大提升信心，有助于防止危机扩散。
　　国内数据显示，2012年1-2月份，我国经济增长呈现明显放缓趋势。企业成本上升显著、经营风险明显加剧、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现象依然存在，疲态之势可从“出口、投资”等数据略窥一斑。
　　2012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060亿元，同比下降5.2%，这是自2009年11月以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首次出现同比“下降”。2012年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604亿美元，出现贸易逆差315亿美元，创10年最大单月逆差。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债危机持续发酵，日本经济尚未受到灾后重建提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放缓的趋势未现好转，外需锐减导致出口乏力，未来我国贸易环境依然严峻。2012年1-2月，固定资产投资21189亿元，同比增长21.5%，增速较去年全年回落2.3个百分点；由于政府在房地产业调控限购措施上的高度统一和坚定决心，房地产企业销售量下降，库存增加，新开工项目减少，将成为房地产业前景不明朗的主要因素，但保障性住房、水利等民生工程投融资将成为为数不多的亮点。
　　2012年2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2%，涨幅比上月大幅下降1.3个百分点，负利率暂时消失，但年内物价运行面临国际原油价格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面临较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进而抑制了内需的增加。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预计二季度货币政策微松，基本判断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由于资金面的宽松以及贷款需求下降，近期市场利率可能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但随着节后企业恢复开工，加之融资平台贷款相关政策日益明朗，基建及民生项目投资增加，二季度经济较一季度将有所回升，预计信贷需求会有所恢复，信贷余额增速将呈逐步回升态势。
　　其次，在“稳增长”宏观调控指引下，预计二季度货币政策维持现状。央行操作重点仍为数量调控工具，优先采取回购操作来平衡市场的流动性，搭配次数有限的法定准备金率下调，综合考虑准备金缴款、信贷投放、财税征收的因素，4-5月份下调法定准备金率的概率较高，每次50个基点的下调1-2次，当然具体还要取决于外汇占款的情况。
　　最后，基准利率调整的可能性偏低。一方面，无论是票据贴现利率还是资金市场利率均开始呈现下行格局，表明实际利率水平已开始下移，降低了短期内下调利率的必要性。加上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恶化，政府增加了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央行短期内调整基准利率的迫切性并不强烈。另一方面，未来资金流动格局将更加复杂，由于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增加，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度增加，慎用价格工具，也可有效避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象出现。此外，虽然通胀回落，但食品价格的高位运行难掩通胀的顽疾，因而，央行对价格工具的使用将会尤为谨慎，特别是在目前经济走势尚待确认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