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较大的市场经济体内，比较行业利润高低，不是看资产收益率（ROA）,也不是看利润增长率，最科学的是比较当期净资产收益率（ROE），即资本利得。也就是说投资一元钱，各行业能纯赚多少。借用中国银行业协会杨再平副会长的数据，2004-2010年，中国银行业ROE在15%-20%之间，远高于老百姓一直诟病的石油、烟草等垄断行业。2011年ROE超过20%，略低于烟草但高于石油。
自2003年改革后银行业ROE就比较高，一直是个大家向往的赚钱行业。但为什么2011年人们才开始诟病其暴利呢？原因有二：一是自2002年-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2009-2010年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受四万亿投资拉动作用，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总体状况不错。你吃肉，我也能喝点汤，相安无事；二是2011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企业亏损、倒闭增加，通货膨胀加剧，负利率现象严重，居民购买力不断下降，但银行却利用紧缩之机直接提高或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收取各种费用，民间融资泛滥并出现风险。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受到质疑。
应该说，用银行业利润增长的原因来替代解释银行业“暴利”即ROE高，是明确偷换概念。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内，行业利润率最终会向社会平均利润率收敛。一个行业的ROE较长时间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存在由于技术壁垒或行政壁垒导致的资本流动障碍。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鼓励技术进步，所以技术壁垒带来的“暴利”很少有人指责。但行政壁垒带来的“暴利”则不同，它明显不公，会导致寻租、腐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应当承认，银行ROE高有一定的技术壁垒，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银行业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体现为管理层面的机构审批、准入门槛等。其二，价格管制，且管制定价偏高。目前，我国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银行还没有获得直接的定价权，但央行的管制利率已经为银行保留了足够的保护利差。目前，尽管银行业机构数量不算很少，有一定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更多的体现在非价格方面，且一般的金融消费者受益很少。所以就体现了价格管制下整个行业的集体性“暴利狂欢”。
有人认为，银行业利润高,可以不要国家救助，可以给国家多交利润，可以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等等。这些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的基本责任，而不能成为行业攫取高额利润的理由。
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的观点，需要客观分析。对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认识。
从供给角度来分析，银行业是服务行业，其提供的信贷和支付结算等服务维持着整个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转，就像血管对于生命的功能一样。但如果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多种供给主体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单个供给主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有限。30多年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从危机角度看，工、农、中、建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家机构出问题，大家都会出问题，就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救助和处置的成本会极大，处理不好很可能需要国际救助，就会将国民经济拖入深渊。从这个角度理解，可以说大型商业银行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从危机和系统重要性的角度说，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体制，保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避免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从长远来说，防范系统性金融机构不出问题，应更多地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并促进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等措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政策红利维持整个行业的高ROE来解决。从短期来看，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尚未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有效防范银行危机并切断其向实体经济的传递渠道，保持银行业适度盈利乃次优或无奈之选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中国政府大大加快了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包括关闭了大批有问题的中小金融机构，重组了部分金融机构，加快了对大型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推进利率和汇率管理体制改革，同时推动外部的金融法制、会计制度、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等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剥离处置不良资产、注入资本、公开上市，在国家财政支持下，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公司治理逐步健全，风险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市场地位和实力显著提升，服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能力日益增强，为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和金融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但与此同时，我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是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利率、汇率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还需进一步推进，金融宏观调控还有待改进，金融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从银行业“暴利”可以看出，应做好改革顶层设计，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金融领域重点改革。
首先，应明确改革总体方向。本轮欧美金融危机后，关于中国改革方向出现了很多讨论。“摸着石头”最终的目标是“过河”，不能在中间停滞，更不能“浑水摸鱼”。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要深化财税、金融、企业、价格、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应该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第二，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当前金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广，尤其是涉及部门职责和利益，难度极大。因此，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门主导，否则极易“跑偏”。应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成立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工作小组，设计改革总体方案，利益部门具体落实实施方案。
第三，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当前亟需建立与宏观经济增长和信贷增长挂钩的动态拨备制度，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建立“逆周期”的利润调节机制；二是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为中小银行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控制过多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出现，同时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做好准备；三是建立消费者保护制度。消费者首先需要保护，其次才需要教育。应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承担该职能，不应由监管部门负责，更不能由行业协会负责。
第四，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相关重大改革。要完善审批等准入制度，坚决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金融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国家除控制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外，其他的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应逐步转让，同时放宽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的种种限制。此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快票据、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让资金供需双方有更多的比较选择。
第五，加强金融管理，服务实体经济。应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做到该放的坚决放开，该管的切实管好。一是加强消费者保护，清理规范各种收费行为；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部门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金融机构应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思想，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三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完善监管规则，更新监管理念、制度和方式，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监管有效性。同时，要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形成金融监管合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