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一句“IPO不审行不行”的探寻式谈话成了热门话题，市场各方围绕“审与不审”展开了广泛讨论。赞成者认为应该废除审核制，引进注册制，让市场约束发挥作用；反对者认为即使在严格的审核制下问题多多，如果放弃审核，那问题会更多。看来，空乏地谈论“审与不审”意义不大。历史注定注册制迟早会来。因此，问题的核心必将回到取消审核制，究竟需要什么条件这个现实问题上。
　　IPO，其实就是一桩买卖，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不过，这桩买卖的过程比较长，环节比较多，而且存在后续阶段，不是一锤子买卖。另外，交易的标的不是物品，而是虚拟的权利。因此，这样的买卖容易让人难以把握交易的真相。
　　其实，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理出市场主体的基本角色。由于交易的对象是股权，作价比较麻烦，需要评估、比较与测算。于是，为了做成交易，就需要投行、会计师、律师等介入；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股票于交易所挂牌的集中交易模式就应运而生。只要公司存续，出售的股权就一直在市场游荡。虽然最初的买家也许早已脱手，但二级市场的新买家不断出现，他们与公司的权利关系本质上与IPO时的买家一样。因此，买卖之间的关系需要长久的监督、维护与保障，市场监督者的角色不能缺位。于是，有了类似证监会的监管层。
　　从市场的基本结构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看，证券市场具有自己的特点：1、交易对象具有虚拟、朦胧、抽象的特征，不像物质性商品那样具体、清晰、实在。因此，交易标的价值的界定比较复杂；2、交易标的不是具体的物品，而是特殊的“权利”。该权利是一个结构复杂的复合体，即一系列权利组合。因此，交易监管实质上是权利保障与维护——重在过程，而不是结果。3、而且，该权利不断在不同买者之间换手，并且透过公开交易的方式在二级市场进行，为了保障交易的公平、公正，要求对市场交易过程实行全程动态监督。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维系市场的两根主线：一是信息传递；二是权利保障。由于具体交易标的具有虚拟性，因此，对质量品质的鉴定与评价不像具体有形商品那样简单直接，涉及到标的物各方面，需要购买者自己通过思考得出结论。与此有关的信息显得特别重要。就信息而言，及时、全面、完整的信息披露，对于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公正，至关重要。如果弄虚作假，过分包装，乃至隐瞒重要信息，投资者就不可能对公司做出恰当、理性的评估。
　　股市交易的是一组权利集合，包括投票权、参与权、分红权等。因此，市场应当保障各方能够正当合法地行使自己权力以保障权利。就权利而言，如果各方的权利不明确，或者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那么，这个市场就难以形成“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利益机制，就会弥漫着投机敲诈与坑蒙拐骗。如果这样，股票就会从“权利证书”异化成空洞的没有经济含义的符号。这样，股市既不反映公司的经营，也不反映其所处的宏观经济，而将演变成社会情绪的指示器。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公司想通过IPO筹集资金，那么它会对拿到股市出售的股权进行充分的包装，以尽量卖高价而换取大量资金。它就会借助投行、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让它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拳脚，一起合谋推高发行价。就发行而言，它们之间眼前的利益大于冲突。但是，如果市场规范在前，而且事后监督非常严厉，那么准上市公司就不敢贸然行动，投行等也会顾及自己的长远利益而谨慎行事。
　　作为准上市公司，它们一定会有所顾忌，会考虑到相互制约的两面：IPO定价，不仅要满足现实的需要，也要能与公司的质地相匹配。而这种质地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动态指标，是与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明晰而严格的退市机制。如果IPO与企业的后续发展关系不大，乃至脱节，这种怪异的利益机制不仅割断了企业本身，也虚无了持股人的权利体系。一旦权利失去立足点，原本有效的制约机制就难以正常发挥作用，市场就会失常而陷入混乱状态。
　　总之，IPO是否需要审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理性告诉我们，只要条件转变，即使不实行审核制，也能有一个清白高效的市场。现在看来，假若IPO放手不审，我们似乎还缺乏足够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