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靠投资和出口两个引擎发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空间，现在都达到了某种临界点，或者边界。它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面临越来越大的不可靠性和不可持续的挑战。
　　先说投资。政府的财政收入及其他收入，一直以经济增速两倍左右的速度增加，而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深深嵌入经济生活，以追求GDP增长和翻番为义务和责任，争取投资和争上项目，成了地方官员主要工作内容。目前，有十几个省区进入了GDP万亿俱乐部。宏观经济每次出现问题，且不管造成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都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凯恩斯主义的自觉投资行为，比如1997年到2003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海啸后，都是如此。
　　国有企业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中期之前，曾经历过艰难时刻，这未必不是好事，也是真正市场经济形成的基础，但因为对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自觉的不信任，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每当国企改革有一定进展，就总有某种有形无形的压力，让这种改革逆转。现在，政府超前汲取收入的行为和国企对许多行业的全面控制，造成的不良后果正在显现，同时，政府行为正在规范化。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正是由于民营经济处境困难，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居民的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这已在一定程度上，背离改革的初衷。
　　税负过重，以及财政支出的公共性的缺失，是最为国人诟病的两大痼疾。为什么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此次人代会上财政部长第一次系统地作了解释，最“有力”的一条解释是，财政收入是按现价计算的，而GDP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如果发生通胀，财政收入就虚增了，如果按照不变价格计算，财政收入增速就低得多了。可即便如此，以2011年为例，财政收入增速还是高于5个百分点。现有的税制是1994年开始实施的，初衷是增加财政收入的规模。这是一种不管企业赚钱不赚钱，财政旱涝保收的制度安排。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除了让企业不堪重负，还人为造成了中国商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包括最富裕国家的价格水平的现象。这实际已经成通胀的“帮凶”和共同富裕的某种障碍。可见，财政收入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税收制度不合理。在征税技术，经济规模已经大为改观的今天，大幅度降低宏观税负水平，实已水到渠成。
　　尤其随着收入分配不公愈演愈烈，社会保障缺失的弊端，正在充分暴露，本届政府已经开始纠正财政收入高增长。这需要增加政府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必然会遏制在投资上的支出。
　　在很大程度上，国企和央企赚钱的容易，利润的大幅增加，是以挤压民营经济为代价的。此次两会，又出现了提高国企和央企红利上缴比例的声音。相信国企和央企“一骑绝尘”的势头终究会受到遏制。按照反垄断法，以及非公经济36条的精神，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原先国企垄断的领域，将是大势所趋。
　　再说出口。不可否认，在上世纪90年代前，外部环境较好，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大体保持可增长，外部需求强劲，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但有利就有弊，外部需求的强劲，也使得靠出口驱动经济成了中国经济的一种模式，整个中国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出口来搭建。但是，外需毕竟不是中国能把握和左右的，这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下滑和形势严峻下得出的教训。更严重的是，美国与欧洲眼下也在启动内需。所以，即使外部经济好转，出口能回复甚至能获得更快增长，但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甚至如《经济学家》近期在一篇文章说的那样，中国制造的成本在2015年左右或将达到北美那样的水平。因此，虽然后起的国家因为没有形成完整产业链，还不能取代中国，但对于未来的出口，我还是持比较悲观的态度。我们非得要果断地，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增加内需，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上不可。
　　问题是，拉动消费，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如果不能降低政府收入，不能降低国企的垄断水平，不开放更多投资领域，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增加消费，就是缘木求鱼。要有以上的这些大动作，经济的增速就必然降低。
　　还有，假如投资降低了，出口也不给力，但此时下功夫力推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照样可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只是，这样的前景，似乎比增加出口还不乐观。所以，除了减速，似乎没有别的路径能均衡中国经济长远发展与解决眼前问题的难题。
　　不过，不必担心，因为从最近几十年的实践看，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提高，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经济增速下降，并不意味着福利的下降，也许可能意味着福利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