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6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49.68%，这比2000年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与第五次普查结果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这说明最近十年来的城镇化进程正在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
　　但不能忽视的是，城镇化水平提高，并不必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比如，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式的进厂务工，还是上世纪90年代“离土离乡”式地进城务工经商，进城农民总是节衣缩食将节省下的钱寄回农村家里，这显然不可能增强城市化对服务业的需求拉动效应。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在GDP偏好的引导下，要么采用强制扩大城市空间面积的造城运动，要么以变更土地和农民身份为手段的“强制城市化”，其实质无非是扩张了城市的空间规模，却并没有使农民成为市民，这些城市的生产生活服务购买力都不强。
　　据笔者的测算，2010年全国287个地级市市辖区的城市化率与其第三产业比重的相关系数仅为0.077，这表明至少在各省地级市的市辖区层面上无法验证城市化提高可以带来服务业增量的扩张。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不意味着城市消费能力尤其是对高端消费需求能力的提升。原因是，伴随着城镇人口增加，城市区域面积也在同步提升，甚至提升得更快，其结果是城市人口密度在下降。依据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1999年试行)》，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扣除市辖县以后，219个设区市(纯市辖区)人口密度的平均值为1246.42人/平方公里。与此相比，印度的孟买为3.89万人/平方公里，韩国的首尔为3.22万人/平方公里，新加坡为1.07万人/平方公里。这一情况在近10年中仍在不断加剧，据《2009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增长30%。另据蔡昉等人的研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密度存在显著的等级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到0. 867。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往往决定着该地区的人均消费规模以及消费层次，所以，人口密度往往会成为制约消费水平的关键变量。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许多中小型城市出现了大规模扩张的现象，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为准，在2007到2009年的三年中，诸如内蒙古通辽、陕西宝鸡、山西运城、安徽亳州、新疆乌鲁木齐、广东惠州等城市都出现了超过50%的扩张速度。然而，这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基本都处在每平方公里300至800人之间。
　　在这些地理面积较小且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中，随着城区空间规模的扩张，第三产业比重大都在下降。还可以看到，这样建立在城区面积扩张基础上的城市化，往往伴随着服务业的低质化。
　　先以服务业比重较高的怀化市为例，2009年城区面积扩张了57.58%，但市辖区第三产业比重和全市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下降了3.53%和2.0%。原因在于，怀化市工业发展落后，对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偏弱。此外，城区面积虽然扩张迅速但人口城市化却很低，2009年仅为36.2%，致使服务业的消费需求无法跟上，大多数服务业还停留在初级发展的水平。集中表现为 “低、小、弱、散”的特征。第三产业中以零售服务业为主导，路边店居多，中介组织、功能齐全的服务机构和品位较高的大中型中转市场偏少，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服务业技术含量低。
　　再以服务业比重扩张幅度较大的惠州市为例，第三产业尽管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仍处于低端化状态。目前惠州市服务业的主要的增长点还是传统的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70%以上，而新兴的非实物消费的物流业、会展业、软件与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还未形成一定规模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对惠州市56家企业的调查，其中有54家在2011年上半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1%。
　　总的来讲，城市是现代服务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载体，但这里所指的城市既不是只有土地规模的“人口空城”，也不是缺乏现代市场意识和需求能力的“农村城市”。从“十二五”开始，中国将进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推进城市化的时代，由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利益角逐和体制矛盾都会逐步显现，这就迫切需要从长远和全局考虑，切实增强推进城市化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共生协调关系，避免陷入城市化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城市化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