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推进非常艰难的当下，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断陷入日益复杂的纠结之中。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8日表示，目前货币政策承载的任务不断多元化。过去保持币值稳定这单一目标的货币政策，在后来加上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后，现在又要加上促进就业、维持收支平衡、地区发展等目标，依法行政的中央银行和依法经营的银行之间，留给央行做窗口指导的空间太小。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可能已经处于危险的边缘，如此多元的货币政策目标，结果只能导致不断释放货币，致使问题累积越来越大。
　　回溯二战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的信用货币时代，西方各国的货币政策偏重币值稳定这一政策目标，只有发生严重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之后，才会临时增加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政策目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各国央行尽管推行低利率并搭配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暂时推高通胀的容忍度以缓解银行危机乃至债务危机，但依然坚守着通胀目标制。尽管如此，市场对欧美央行的货币政策多有诟病。2011年8月份美联社访问的43个著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联储维持创新低的利率，只会激励华尔街股市，但无助于提振经济成长或缓和失业情况。
　　在我们看来，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战略性地坚守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意义非常重大。
　　一是结构调整非宽松货币政策可以实现。应该认识到，本轮以寻求成本降低的全球产业转移扩张大潮在历经十年繁荣后实际已经结束，在欧美消费模式改变的当下，消费规模仅占美国不足1/6的中国并无力消化世界级产能规模的“中国制造”。因此，结构调整并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是必然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认为，今后一个时期，适度偏紧或者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既有利于周期性矛盾的解决，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是巨量货币存量需要消化。中国为维持经济增长长期实施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M2/GDP由2001年的140%上升至2011年的181%（2011年GDP总量47万亿元，M2高达85万亿元），远远超过世界主要经济体大约100%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高达40万亿元的存量货币需要长期消化。2003年~2011年一共96个月，中国经济的平均真实利率为-0.3%，其中53个月处于负利率中。2011年第三季度，GDP平减指数折合年率达到10.3%，创下1999年以来最高值，这个最宽泛的通胀指标如何高位，意味着中国的通胀压力空前严重。可以预料，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M2/GDP将逐步趋向全球平均水平。
　　三是币值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基石。人民币国际化是获取“中国制造”定价权和金融资产定价权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作为全球三大经济体的必然选择。而币值稳定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所在，马克和欧元成功国际化由此获得巨大成功，而日元则因汇率两大起落致国际化倒退，仅仅沦为国际融资货币。
　　四是货币政策并非包治多元政策目标的良药。比如在促进就业方面，由于中小企业承载着80%以上的就业，促进就业意味着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非当下的银行体系能够解决，更多地需要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来实现，包括民间借贷的阳光化。实际上，小企业融资难主要是财政支持不力而非货币政策，而维持收支平衡和发展地区经济等目标同样地也更多取决于财政政策。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只能依靠结构性政策解决，而非央行所能。只要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得当，并加之以开放金融市场，大量的存量货币和民间资本将会实现更有效地配置，而无须央行继续释放货币。
　　我们注意到，央行正在逐步将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货币政策目标的上述战略思维自然不应该被忽视。
　　总之，货币政策并非包治多元政策目标的良药，就业和区域发展更多地还需依靠财政政策，以及推进金融改革以动员货币存量，并推动社会货币资金的优化配置来实现，从而把货币政策更多地置于币值稳定这单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