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是当前及今后的政策重心。究竟怎样才能扩大消费呢？按照原有的思路去考虑，按照原有的路径去操作，实际表明几乎没有成效。必须全面反思，重新认识消费，恢复消费的本来面目，扩大消费才有可能。
消费问题非常重要，这是大家都知道但又没有真正认识清楚的大问题。我们国家发展到了现阶段，消费变成了关键性的问题。社会最终消费率越来越低，从过去的67％（1981年）到现在47％（2010年），降低了20个百分点。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但是用于社会最终消费的份额却越来越少，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我觉得对消费的问题要全面反思。
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家就提出要扩大内需，尤其要扩大消费。而且那个时候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是国家战略。从1998年提出来，到2008年再次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十年之后我们内需是不是扩大了呢？消费是不是扩大了呢？实际没有扩大。不但没有扩大，反而萎缩了，最终消费率从1998年59％下降到2008年的48％，比例越来越低，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是体制问题。先谈认识问题。现在对消费有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来自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与凯恩斯理论有关系。大家都熟悉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说法，即消费、投资、外需。在“三驾马车”里的消费是什么呢？消费是工具、是手段。只有当经济增长需要它的时候，才会重视它。当经济增长不需要它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会靠边站。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刚开始我们遇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出口出不去，外需不行了，所以需要内需，要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搞了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外需又起来了，2002年经济增长开始加速，达到9％，之后几年都在两位数增长，2007年一度超过14％。这个期间经济增长非常快，外需非常旺盛，出口是以井喷来形容，强劲的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想得起消费呢？完全忘了。当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防止经济过热上，为了让经济降温，消费连带地一块被抑制了。所以，当消费一旦变成经济增长的工具或手段的时候，那就是有时需要、有时不需要；时而重要、时而不重要。到了2008年的时候，再次出现外部危机，才意识到我们的内需不足，而且越来越不足。消费的重要性，只有这时候才再次被想起来了，才再次被重视。
没有危机想不起来，是两次外部危机刺激了我们，才想起消费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讲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消费。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生产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消费吗？消费本来是目的，但是在这种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里头，把它彻底变成了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手段。目的变成了手段，那就异化了。
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不懂，而是工具理性过于强大，遮蔽了价值目标理性，使我们无法看到消费的本来面目，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到消费是目的，而生产只是手段。这与整个经济学体系是密切相关的。整个经济学是生产本位，而不是消费本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背景下，经济学的工具理性更是被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整个经济学一开篇的定义就是配置稀缺的资源，干嘛呢？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现在整个经济学是为生产服务的，是为怎样做大蛋糕服务的。效率就是讲做大蛋糕，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效率。至于消费，那是其次的，只是做蛋糕的一个手段。到凯恩斯那儿，他把消费这个目的彻底变成了工具。这就是导致我国消费长期以来难以扩大的认识上的原因。
其实，即使把消费当一个工具，但也不仅仅是一个短期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消费是干嘛的？消费不是把财富消耗掉了，而是转化了。这与物理学上讲的能量守恒是一个道理。物质财富消耗了，但转化成了另一种更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靠消费来实现的。政治经济学讲两种生产，一种是物的生产，一种是人的生产，也就是人的发展。人的生产，就是靠消费实现的；没有消费，实现不了人的生产。十多年来消费率在不断下降，就证明了我们只重视了物的生产，而没有重视人的生产，更没有重视人力资本。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消费不足，经济增长动力也不足。消费不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发展后劲就肯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也不可持续。经济发展最终都是靠人来推动的。马克思讲的生产力的三要素里头，人是最关键的。这些道理过去都知道，现在都忘了，关键是把人忽略了。因为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氛围下，把人本身忘掉了，只是把人当成物的一部分，在工厂里是流水线的一部分，在生活中是金钱的奴隶，人被物驱使着，这是社会的异化。
所以，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如果认识问题不解决，要扩大消费是很难的，很可能还要下降。
体制性的问题是综合性的、系统性的，不是某一个方面体制的问题。整体来看，现在的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排斥性的体制，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排斥参与。参与社会资源的使用、增值、创造价值的过程，即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是不平等的，总是在排斥一部分人，机会不均。例如，就业就有各种各样的排斥，如户籍排斥、地区排斥、性别排斥等；投资也有排斥，民间投资就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无形篱笆。这也是一种排斥。创业、搞科技发明、办教育、办医院等等，都有不同形式的排斥。排斥就是歧视，他可以搞，你不可以搞。这种种排斥导致参与机会的不均等，严重抑制了经济和社会的活力。
第二，排斥分享。这导致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机会不均等，例如，干同样的活，拿的报酬不一样，在分配中，同工不同酬，这就是一种分配排斥。还有公共消费。顾名思义，既然是公共的，那就应当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公共服务待遇三六九等，这就导致了一些人不能享受相应的公共消费，这也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平等，进而导致起点不公平。
公共消费包括哪些东西？比如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保障房消费等等，这些都属于公共消费的范围。政府所花的钱除了公共投资，剩下的都是公共消费。这其中：一部分是政府自身消费，一部分就是社会大众消费。政府自身消费那块要最小化，但社会消费这一块毫无疑问要扩大，但我们的公共消费平等吗？不平等，不平等就产生排斥。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就很明显，农民工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不是他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他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不能给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给他的回报就很低，只能拿低工资。文盲、小学毕业，看大门，能够拿到高工资吗？不能。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则是按照贡献大小，创造高价值才能有高回报。现在农民工群体很大，两亿多人，整体素质偏低，就业技能缺乏，如何才能增加他们的收入？他们的后代呢？处于流动状态，不是本地居民，孩子上学要交赞助，得不到平等的公共教育消费。这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起点不公平，又回到第一种排斥——参与排斥。经济是循环的，公共消费的不平等，导致了参与市场机会起点上的不公平，分配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排斥带来排斥，陷入恶性循环。
联系到分配的角度来说，消费实际上发挥一个起跑线的作用。现在讨论分配问题只是着眼于收入本身，那是一种静态的观念。动态地观察，分配差距起始于消费。消费（人力资本）——收入——消费——收入，这是一种循环，如果消费这个环节出了问题，社会的基本消费不平等，差距很大，收入差距会更大。收入差距大，是多年循环累积的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冰释三尺也非一日之功。不摆脱静态思维，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收入分配是无解的。急功近利，就像治病，今天得病，希望明天就好，可能吗？一个蛋糕已经形成并已经分掉了，你怎么再分呢？只有在创造蛋糕的过程中才能重新分，那就要从起点开始，从增强参与做蛋糕的能力着手。上一轮循环的终点，也是下一轮循环的起点。能力的鸿沟越来越大，那参与的机会就越来越不均等。再加上在公共消费方面的不平等，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排斥。发展成果难以共享，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消费份额怎么能够扩大呢？这将导致消费份额在经济循环中不断下滑，这是自然的结果。消费率下降是一个结果，直接提升、改变这个结果是不可能的，那只能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彻底打破排斥性的体制。
在这里，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公共消费平等化。促进公共消费平等，是缩小能力鸿沟、实现起点公平的重要措施。在现代社会，公共消费越来越重要，其份额也随着发展而提升。公共消费是私人消费的前提。现在一谈到消费问题就是私人的事情，这个是错的。我们现在把这个关系颠倒了。公共消费可以带动私人消费，也可以在长期意义上促进私人消费的平等，通过若干个循环以后，可以缩小私人消费的差距。私人消费的差距缩小，市场分配的差距也才能缩小。要改变排斥性的体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包容性发展就不能实现；如果不能实现，那我们现在所提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要调结构、转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