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潜在增长率逐渐回落，产出缺口有所收窄；内部因素制约要求我国经济增长适当回调；外部环境动荡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减速。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2008－2011年GDP增速分别为9.6%、9.2%、10.4%和9.2%，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可能会继续保持回落的走势。事实上，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年均近10%的持续高增长后，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已经或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应该客观看待我国经济减速。
从中长期看，可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实际经济增长与潜在经济增长之间的背离程度，往往更能真实的体现现实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表中的计算结果，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步入下降阶段，2011年4季度，我国季度潜在增长率已下降至9.0%左右，在对2012年四个季度的GDP进行预测的基础上，计算出2012年的潜在增长率为8.7%左右。
从供给方面看，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发储蓄率、劳动力供需条件等宏观经济变量逆的变化，将导致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供给增速放缓，加之技术进步的贡献短期内难以明显上升，土地和能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加剧，从而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在我国潜在增长率处于持续下降走势的约束下，我国的实际增长率也必然会处于下降区间。
但是从产出缺口看，2012年我国产出缺口基本处于平稳收敛的状态，产出缺口率基本保持在0.5%左右。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过多，会导致资源供需紧张，引发通货膨胀，并对能源资源环境等因素带来影响；实际增长率大幅低于潜在增长率，则意味着资源闲置，失业攀升，并可能引发通货紧缩。从计算结果看，0.5%的产出缺口率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与潜在产出保持一致，不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过大压力。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利用廉价生产要素优势，粗放式工业发展策略以及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激励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发展，实现了长达30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奇迹。然而这一增长机制随着城市化和国际化的加速，逐步受到挑战。要素价格重估、成本正常化、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加快，使得低成本竞争和粗放式经营的工业化机制不可持续的特性凸显出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到了必须调整的关口。
从资源约束看，未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增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明显强化等。从保持经济高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看，我国经济面临的约束更为严峻。中国过去30多年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提升了中国国力和人民生活，也带来了结构压力，外部冲击、结构转换摩擦、市场机制不完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压力等，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的体制、增长方式调整必然带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减速。
首先，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高工业技术含量，同时强调工业化的可持续性；其次，城镇化向多元化协调型发展。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并弱化传统的城市就业市场的二元分割制度，城镇化建设开始注重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节约型使用以及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上；再次，政府主导转向市场配置资源。即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更具有弹性空间，为政策运用提供体制空间。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二战以后的25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5%；上个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到90年代末，世界经济平均增长只有3%左右；进入新世纪到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又恢复了强劲的增长，2000-2007年，全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12%，而2004-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为4.91%。全球经济2010年的增长水平预计为3%，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滞胀时期的水平。
尽管2011年之后的增速可能会有所提高，但达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进行调整，世界经济会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其潜在增长率都会下降一到两个百分点，这种态势可能会维持在整个“十二五”期间。
考虑到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宏观经济未来将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汇率的挑战，美元、欧元震荡将带来换汇成本和汇率风险上升；其次是游资挑战，国际资本在新的资产组合过程中，会增加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中高收益投资比例，这对中国外汇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甚至大宗商品所构成的要素市场价格稳定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再次是贸易摩擦，由于世界经济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调整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将呈加剧之势。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仍有50％左右，依然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遇到外需收紧，冲击会比我们预料得要快，外需的持续恶化必然导致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放缓。
尽管我国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着诸多约束，经济增长放缓不可避免，但是未来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有利因素。
一是中国当前的工业化水平远超过GDP相当时期的发达国家和现在可比的任何国家，但城市化水平则普遍低于可比的同类国家水平，提升空间集聚水平以此牵引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仍有很大的余地。
二是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由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与此同时，政府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加之家庭规模缩小和收入增长，使人均人力资本投入明显提高，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三是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
四是区域发展空间较大。尽管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逐渐弱化，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区域经济从东向西的转移过程保证了我国区域发展比较优势的逐步释放，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