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去年国企充实社保等仅完成预算目标1%的质疑，及用国企利润发放消费券的建议，国资委近日回应，现阶段央企主要任务是提高国际竞争力，且央企利润总额并非红利上缴基数。
　　当前国企的增长业绩是不容忽视的，如2011年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2556.8亿元，应交税费29934亿元。但恰是国企由亏损大户变为白天鹅般盈利大腕，及国企之于社会总福利和经济的影响，使国企改革再度被聚焦。
　　不过，以国企主要任务是提高竞争力等，回应国企微薄的分红，有混淆视听之嫌。镜鉴国企亏损经历，并考量当前经济社会资源的可承载能力，警示依靠铺设新摊子的投资已难以为继，且搞大规模投资不会提高国企竞争力。同时，用国企交税而回避国企向居民的分红诉求，则是缺乏常识的概念混淆，且这如同上市公司拒绝股东的资本利得诉求一样荒唐。毕竟，税费是国企作为纳税主体应尽的法律义务，而向居民分红是其向股东应尽之责任。
　　目前有观点认为，经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国企，完全可同其他企业在市场形成并行不悖的良性竞争，国企扩张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资“有进有退”。而近年来央企大力投资地方经济，如2011年央企投资地方规模蹿升至11.38万亿，以及国企基于纵向一体化进入下游市场，如中储粮布局粮食加工，资源垄断性国企进入下游竞争性产业等。
　　不过，当前国企依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其一，国企在产权和经营上多层委托代理链条引发的内部人控制，激励不相容和预算软约束等，早已在国企充实社保和几乎未向股东分红等得以佐证。其二，国企内衔有宏观调控载体和市场逐利等双重功能，使市场难以把国企与私企作为对等市场主体看待。其三，尽管国企近年来业绩斐然，但支撑国企业绩增长的不是单纯的市场竞争效率之提升，而是源自高度垄断下的垄断租金和粗放式投资。
　　以垄断租金为例，近年来油荒和淡季电荒的常态化、银行等名目繁多的非规范性收费等，反映垄断对国企经营效率的伤害，以及垄断加大社会福利净损益。随着中国能源等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趋高，要素资源的垄断和国企内生的激励不相容性等，会意味着要素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将成为常态，从而增加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同时，国企增长井喷期集中在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即经济刺激计划在加剧GDP增长过度倚重投资，并压缩最终消费，使国企主要分享了投资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收益，而主要从事消费经济的私人部门则这一阶段出现了集体萎靡，从而导致了国企有进有退下的“国进民退”现象。
　　然而，这种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借助投资增厚的国企业绩面临着日益突出的投资损益，且这个风险与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既有重叠又相互叠加。如目前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等领域正不断暴露出资产负债恶化、现金流不足等风险。此外，需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国企主导的投资，有相当部分并非是基于经济可行性，而是基于国企对市场和经济社会资源的控制力之考量。即国企的投资立足于对经济社会资源的控制力，以借此聚敛起对其他企业、消费者及宏调部门的市场优势。当然，国企基于控制力的投资扩张符合当前宏观调控需求，即目前防通胀主要倚重发改委的临时价格管制，而这需借助国企对经济社会资源的控制力，因此国企扩展配合了宏调需求。
　　显然，这本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克服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国企收缩战线。国企扭亏为盈也主要源自长期国企“以退为进”的改革定位。由此可见，当前再度启动国企改革，促使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并在市场机制能主导资源配置的领域，逐渐打破垄断并促使国企退出，应作为国企改革之方向，且这也是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国企改革的中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