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化进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早并且势头猛。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收不抵支的局面，养老基金缺口呈逐年扩大之势，面临的“空账”风险已是实实在在摆到了我们面前。比如在上海，目前退休人员达340万，养老金入不敷出，每年需要财政往里填100多亿。广东也有几个城市不同程度存在养老金“亏空”现象。如何缓解养老基金资金压力，开辟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新渠道，并有效规避隐性债务风险，已是中国经济社会的燃眉之急。
这些天，有代表在“两会”上建议，干脆卖掉一部分国企资产来填补历史欠账，提高退休职工的生活水平。也有代表认为，即使变卖国有资产发养老金不合我国国情，也可大幅度提高政府在国企的利润分红比例，直接将国企利润填补社保基金。目前全国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在万亿左右，按现有数据，2010年国企利润约有25000亿元，假如将15%的利润上缴政府，就有4000亿元左右。如果全部填补社保资金的话，几年时间就能填补上万亿的社保资金缺口。
老龄化，许多时候被视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的增加，如需增加有关养老的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
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据联合国2011年5月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总人口将减至12.956亿，而60岁以上人口将增加至4.392亿，占总人口的33.9%。2000年该比例为10.33%，2010年为13.26%。对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远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峻。
在很大程度上，养老金赤字是全球最大的隐性赤字。与西方一些国家的现有养老保障方式相伴的，就是政府长期承诺的迅速扩大，这些承诺的最终承担者仍然是国家财政的巨额赤字。政府对社会基本养老的承诺具有制度刚性，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养老保障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愈加不堪重负。
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IMF）统计，从2007年至2014年，G20中的工业化国家平均国债负债率(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上升至近25%。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吞噬着政府的财政资源，也是国家难以真正有效削减债务的真正原因。
在我国，目前养老金赤字有两个口径：一是现实缺口，指每年收取的养老保险费与支出的养老金之间的差额，即收不抵支的部分。二是全口径缺口，指预计到若干年后制度转轨完成，这期间每年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总计数值，这是一笔几十年的总账。据《2011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2010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1491亿元，比上年增长18.0%，全年基金总支出8894亿元，比上年增长20.4%。收大于支，但是支的增长速度大于收。而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若剔除1954
亿元的财政补贴，2010 年企业部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征缴收不抵支的省份共有15个，缺口高达679
亿元。事实上，2001年以来，在覆盖的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中，参保人数平均增速为4.04%，已低于离退休职工人数平均增速6.64%，而养老金的筹集主要依赖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养老金收小于支的趋势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全国养老保险收支出现赤字并非是遥远的事。
此外，我国养老基金对存款和国债的投资比例远大于发达国家在这两项资产上的投资比例，而用于对股票和基金的投资比例则远小于发达国家的投资比例。数据显示，我国养老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2.24%，远低于发达国家投资的整体水平。
对此，笔者以为，尽快解决养老资金的“缺口”，拓展多元化渠道，把养老基金做强做大，中国巨大的外储理应“大有可为”。2011年底，中国外储为3.181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外储的三倍，接近德国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3.5万亿美元），已成国民储蓄和国家财富的最重要的部分。当前，可以考虑在区分基础性外储（用于保障基本贸易支付和外汇资本流动）的基础上，用外储冲抵养老金隐性债务后形成的社会保障基金，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外汇储备的消耗，只是相当于不同储备方式上的转换。
事实上，养老基金大比例资产投资海外并不鲜见，目前已有十几个国家建立了主权养老基金，其目标是实现国家财富的跨代转移和分享,
为子孙后代积蓄财富。现在，除美国占比相当高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如法国、加拿大、瑞士养老基金中海外资产的比重分别为33%、40%和37%，新西兰、瑞典、澳大利亚分别达52%、59%和84%，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更全部投资国外。
给养老金更好的资产配置是国际大趋势。遥望前路，中国成立主权财富养老基金有几种可行的模式选择。一种模式可考虑由财政部直接拿新发行的长期国债来购买外汇储备，再划转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由其具体运作；第二种模式可通过中投公司或者组建其他金融机构，或单独成立养老主权财富基金来安排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配置；第三种模式相对比较激进：央行可直接划转社保基金。如果从国家资产负债表保持平衡的视角出发，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其实不必非保持平衡不可。当然，这涉及外汇储备风险由集中于政府向分散于民间的“藏汇于民”的转换过程，更涉及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和经济贸易政策的重大改革，这种改革意味着国家财富分配的一种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