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中国经济转型问题时，不少分析人士（包括笔者本人）都强调要增加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需要增加消费。但是，有些观点似乎认为要增加消费占GDP的比重就要将降低出口的比重。例如，世界银行在刚刚发表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中就提到“提高服务业和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出口，储蓄，和投资的比重”（英文版，第8页，第3段）。将居民消费和出口对立起来是个很大的误区。
　　中国出口与GDP的比率约30%，高于美国(12%)和日本(15%)，与法国、意大利相当，但低于德国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更明显低于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例如香港(>100%)，马来西亚(100%)和新加坡(>100%)。
　　以此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并不高。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出口中50%以上是“加工出口”，中国出口中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更小。
　　重要的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国家，无论他们的出口与GDP比率是高于中国，还是低于中国，他们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都比中国高出很多。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40%，而其它国家大多高于60%。
　　从国民收入核算账户的原理上我们知道，只要进出口保持基本平衡，出口与GDP的比率再高也不会挤压消费占GDP的比重。我们用出口的资源去换取进口资源，只要这种交换是符合“国际相对优势”的经济规律，不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和不平等贸易条约，那么，用于出口的资源增长再高，也不会减少用于国内消费的资源。
　　因此，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并不是要减少出口。
　　相反，中国应该是继续努力增加出口，而努力的重点应该放在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逐步从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低端加工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变。
　　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仅仅是出口行业的自主创新，而是整个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就会提高，从而有利于增加消费需求。
　　当然，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还有赖于很多其它方面的改革和政策，包括，分配制度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提高政府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更重要的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转换它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从“经营”角色逐步转变到“管理”和“服务”的角色。事实上，政府角色的转变将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