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一般是一国金融自由化的重头戏，如何选择开放路径，往往关系到该国金融发展效率和风险承受能力。
　　央行日前发布研究报告，披露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份报告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和期限安排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成熟一项开放一项。短期安排(1年—3年)，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期安排(3年—5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安排(5年—10年)，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
　　央行官员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资本账户开放战略机遇期，开放的风险基本可控，不能过分强调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或者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完全成熟再进行资本账户开放。
　　这是一个新的金融自由化路径选择，或可以达到通过对外开放反过来推动对内开放的效果。某种程度看，这也许是国内改革环境欠佳所采取的次优选择。不过历史经验表明，优先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可能带来汇率波动和金融风险，严重时或引发金融危机。
　　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让人记忆犹新。戴金平教授把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纳为四点，一是金融自由化超越经济体制本身市场化的发展。二是金融自由化超越政府的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三是金融自由化超越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四是金融国际化超越经济和金融体系自身的承受力。
　　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选择金融自由化路径时，对内开放应该优于对外开放。一般而言，利率自由化和汇率市场化应是资本市场开放前提。
　　因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而享誉国际经济学界的麦金农，对经济自由化次序发表了颇有影响力的观点。麦金农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如何排次序是极端重要的，政府不能，也许不该同时实行所有市场化措施。相反，经济市场化有一个最优次序”。
　　麦金农给定的最优次序是，首先是平衡财政，即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消除赤字；其次是，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消除通货膨胀，维持正的实际利率；再其次是实现外汇自由化；最后一项是资本市场开放。
　　麦金农强调最后开放资本市场的理由是，“在国内借贷按均衡利率自由进行，国内通货膨胀率受到控制，以至于不断发生的汇率下调不再必要时，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套利条件才算具备了”。
　　如果以麦金农理论看，中国并不具备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其一，财政存在风险。虽然财政收入增长快速，但税收制度仍有待完善。由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严重，中央政府担保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随时存在爆发可能性，而目前政府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手段必然带来货币增发和通货膨胀。其二，负利率问题严重。中国长期通胀压力较大，而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资金价格扭曲，居民利益受到损害，而投资方面也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一旦开放资本账户，很可能导致汇率下行压力增大。
　　当然，按照央行路线图，鼓励直接投资，或可以起到减少外汇占款，进而减轻通胀压力，从而实现正利率的效果。但这种做法更像是权益之计，也可以说是因果倒置。事实上，只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实现外汇自由化，才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避免外汇储备继续增长。
　　无论从控制开放风险，还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来看，加快内部金融自由化，发展民间金融市场，都应该放在资本市场开放之前。一个自由、有效的国内金融体系，远比人民币国际化更有实际意义。这样看，利率自由化和汇率市场化应该提速，资本账户开放应该往后放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