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报告所引发的反应，令人意外地强烈。不仅有“独立学者”杜建国在发布会现场表示抗议，有关部门也表示严重质疑这个报告涉及国企垄断部分的根据和结论。一份研究报告，就此成为人们注目的争议话题。
　　争议没有什么不正常。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部门表示反对，都无可置喙，前提是，认认真真地做学术讨论。任何研究，即使基于再广泛的基础调查资料，再科学的学术模型，再严谨的逻辑推导，并恰当地置入了变量参考，其结论也可能与结果不相一致，特别是预测性的报告。
　　对于今后18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展望，尤其是一个难题。因为，尽管过去的30年表明，中国的高速发展并非偶然所得，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实践和理论经验，这些经验在总结、甄别和梳理后仍可以作用于未来经济和社会的演进之中，这是事实；但也要看到，转型期的社会形态，有待升级的经济模式，大量消耗的环境资源和人口红利，以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立场，令未来的发展新增了许多不确定性，这也是事实。所以，研究和探讨未来的路径，调整那些因情况发生变化而显得相对不适应的经济和社会模块，意义不必多言。从这个角度说，50多位专家学者合力，花了一年多时间形成的近500页的这份报告，至少是直面并严肃地讨论问题，与此前我们动辄能听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相比，哪种更像哗众取宠，危言耸听，浑水摸鱼，还用比较吗？
　　当然，任何研究，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把问题看得重一些，还是看得淡一些。视角将直接决定对解决方案的选择。世行报告的争议，主要围绕国企定位而发。报告认为，存在着的国进民退和国企垄断现象，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因此，开出的药方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向自由市场过渡。反对方认为，国进民退并不存在，而药方的效果，将会动摇基本经济制度。
　　这一争议，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判断。一是对于国企改革是否还在进行的判断，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哪一步的判断。就第一个判断来说，正反双方都可以拿出例子以自证。一方面，央企数量在递减，不少非垄断性央企日子也不好过。另一方面，垄断性央企因为占据过多资源仍为社会侧目。这种矛盾例证，说明央企改革的预期目标和方向并不清晰。而第二个判断，则涉及到改革的力度和决心。但无论如何，不能再退回到“姓社姓资”的无意义循环当中。
　　因利益争论不要紧，因立场争议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在情绪上发力，而是学术上的再讨论，再对质，并将结果落实到实践中来。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有积极的争议，历史上，这也是改革的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