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重要调节杠杆之一,去年连续上调到历史高位21.5%,直至年终,央行开始下调0.5个百分点,近日再降0.5个百分点,预计年内将下调到19%以下。
政府如人,政策的调控行为也有重复性和连贯性,在一个相对可比的时期内,调控风格是有迹可循的。中国的中央银行体系是在1992年后才着手建立,1998-2003年间,即朱钅容基总理主政时期,广义货币量(M-2)的增长速度较慢,最高也未超过14%,同期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也较低,最高8%,最低6%;2003年至今,即温家宝总理主政时期,广义货币量的增速在14%以下的月度很少,但有连续3个月达到29%以上,2009年全年平均高达27.59%。与此同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一路走高,从最低7%到去年最高21.5%,这两个指标的走势基本上保持同步性。本文暂不讨论广义货币量与存款准备金这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但二者同为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央行决策行为的协同性是必然存在的。所谓协同性,就是一个习惯动作连着另外一个,这种关联性常被人们忽视。
在朱总理主政时期,相对较低的货币量增长速度伴随着6-8%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温总理主政时期,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应对金融海啸期间最低也达13.5%。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概括出两种协同操作模式:其一是“双低”,货币量增速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比较低;其二为“双高”,货币量增速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比较高。在这两种调控模式之下,实际货币流通量的增长相差不多,所以在两位总理的任期内,货币政策的调控风格保持了应有的连贯性。由此推论,若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调控风格不变,货币量增速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应降低,二者应协同操作以求和谐,不能只动一边,不管另一边,否则就会失去调控政策的协同性和连贯性。从这个角度看,去年的货币量增速一路下调,从19%下调到13%,与此同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却一路上调,二者呈反向操作,这应视为货币政策调控的“变异行为”。今年央行确定的货币量增长目标是14%,似乎是要回归到朱总理主政时期的风格,由此推论,要保持货币政策的协同性,存款准备金率也将逐渐回调到较低的水平。
宏观调控政策的经济合理性在于逆周期调节,雪中送炭,水来土屯,与经济的周期波动逆向反应,意在“熨平”经济周期。如果是顺周期调节,火上浇油,政策调控就不仅不会“熨平”经济周期,反而可能加剧周期波动的震荡。2007年末,即将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货币政策不仅没有适度放松,反而突然收紧,这等于是在国民经济急速下行的前夜做出了顺周期调节,就像被泥石流或龙卷风尾随的汽车突然踩了急刹车一样,股市立即做出了反应,沪综指急转直下如自由落体,从6124点一路下跌到1700点之下,放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好在央行及时做出了补救,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中国货币政策的收紧迅速转为适度宽松,再从适度宽松升级为极度宽松,中国经济才有了2009年的经济复苏,使中国在全球金融海啸之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从协同性的角度看货币政策的调控,未来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逐渐回调到相对合理的水平上,涨则连涨,跌则连跌,这也是一种协同性的操作。换一个角度从宏观经济“软着陆”的目标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平稳下调也是必要的。货币量的增长相当于货币的“批发”,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增长相当于货币的“零售”,在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的同步相关性较强。所以,一旦选择了较低的广义货币量的增长目标,一边逐渐调低货币量的增速,另一边逐渐调低存款准备金率,这将是未来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可预期的稳健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