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特征，按照储蓄—投资方程，经济内部失衡必然导致经济外部失衡，表现为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急剧增长。因为大量的外汇储备转而又投向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我国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计值的外部债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总体呈现债权型货币错配的重要原因。由此，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中国眼下也陷入了“高储蓄两难”的处境中。
　　“高储蓄两难”，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体的汇率困境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任何无法以本币提供信贷的国际债权国都将出现货币错配。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东亚经济体追求经常账户盈余，积攒了大量外汇储备，由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随着这些国家对外债权的不断积累，对本国货币形成两种压力：第一，国内美元资产的持有者担心本币升值，争相将美元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从而发生“自我实现”的本币挤兑，加大了本币升值压力；第二，东亚国家持续的贸易顺差，引起贸易逆差国不满，纷纷施压顺差国迫使其本币升值。债权国因此陷入两难：允许本币升值，会对本国出口造成打击，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不允许升值，可能会引发债务国的贸易制裁。
　　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同样面临货币错配问题，加上长期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并且持续的贸易顺差，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必须经常干预，由此积攒了高额外汇储备，承担了货币错配的绝大部分，直接结果就是外汇占款投放过多，压低了市场利率致使投资过热而消费不足。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货币错配是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前提。
　　汇改前后，中国“高储蓄两难”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汇改前，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面临人民币是否升值的典型“两难”；汇改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允许人民币升值，但这种浮动仍是有限的，为了保持人民币升值的“适度”，央行仍需干预，“两难”继续存在。尽管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总幅度可观，但这是缓慢渐进的升值，市场上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因此十分强烈，吸引大量国外资本进入，遂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劲的情况下，国内美元资产持有者纷纷将美元资产转换为本币资产，中国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变化情况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2002年以来，居民在金融机构的外汇储蓄存款绝对量以及占总存款比例都呈现下降趋势。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继续，居民外汇存款转化为人民币存款的趋势就还会持续，加上国际投机资本对人民币的挤兑，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将会加剧。
　　自2007 年以来，中美利差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同步下降趋势，而人民币实现累积升值约13%。“两难”现实使得中国利率相对于美国持续走低，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低效率的投资，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度。因此，“货币错配”、“高储蓄两难”加上“经济内外失衡”，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政策的灵活性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严重影响了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尤其大量国际资本进入国内，2001年至2010年，中国资本净流入累计703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外汇储备增量的25%，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严重降低了资源的使用效率，损害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国民经济运行的风险也随之上升。
　　在此情形下，当下可能的选项大致有这么三条，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争取有更大幅度的浮动，这有助于减轻货币错配压力，此其一；大力发展国内债券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改变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和国外资金的局面，防止银行和企业资产负债中发生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此其二；为了避免货币风险敞口不断累计，必须积极建设外汇远期交易市场，为银行和企业的货币敞口提供套期保值工具，此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