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人类的资源宝库，充分利用海洋的潜能是每一个濒海国家都密切关注的长远战略。中央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着重提出了中国制订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发展海洋经济，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的新要求，这足以显示国家非常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在当下世界各国海洋经济发展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做好海洋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显得异常重要而紧迫，需要从多种维度来思考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规划。
　　从全球角度看，尽管中国陆地幅员广阔，已探明或未探明的战略性资源储备丰富，但作为一个半开放的濒海大国，这些珍贵的陆地资源相对我们日益增长的能源资源消耗量而言，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已探明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资源在几代人之内很可能就会消耗殆尽。但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的崛起和强大却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很难想象未来国家发展一旦遭遇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困难之时，如果我们陆地内部的战略资源也不敷使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伟业很可能会就此遭遇瓶颈：因为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在国家发展到最关键的经济社会转折点时，往往也是其它国家的外援(如进口战略性能源资源等)最靠不住之时，真正靠得住的还是我们自己自力更生。过早、过快地耗竭我们陆地的宝贵资源，会为将来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埋下隐患。因此，早一日充分开发海洋经济以及利用海洋战略资源，我们的发展就早主动；晚开发，则被动。可以说，现阶段“十二五”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的出台可谓正当其时，它因应了国家向海洋经济进军的现实和长远需求。
　　从产业角度看，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发展还必须依靠大量石化资源。当陆地上的煤，石油等战略性资源损耗殆尽的时候，海洋必然成为国家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能源资源基础。当下，正是我国的资源战略路线从陆地转移到海洋的过渡阶段，明确海洋能源资源对推动工业化的重要性和实际高效开发利用海洋能源资源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特别需要相关企业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实行海洋开发，相关研究部门也需要脚踏实地进行前瞻性的海洋科技研发以配合企业的技术人才需求，才能实现高效利用海洋经济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和科技部门的通力合作、具体实施，我们的工业化还是只能“望洋兴叹”。现阶段，最困扰我国海洋能源和石化开发产业的瓶颈是人才和技术，比如，2007年在中国南海海域发现的可燃冰，它的储量很大，也许可以在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消耗完之后成为工业领域中的主要能源。但是，开采海底可燃冰的技术很不成熟，成本较高，危险性较大，因此，亟须通过培养相关高科技人才、创新海洋资源开发技术才能推动这些新型海洋能源资源的开发，这是从产业上占据海洋开发主导权和制高点的必经之路。
　　从生态角度看，要想获得海洋的资源，必须要从生态上保护我们的海洋，这也是十二五规划中着重强调了的内容。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实行工业废水净化后排放和禁渔期的严格实行等措施，中国的海洋环境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我们不得不提防某些不可预期的事件，像2011年康菲公司的原油泄漏事件，虽然得到遏制，但由于时间拖得较长，这就给海洋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也给国家带来了较大的损失。所以，在开采海洋资源的时候，一定要建立突发事件处理机制，合法合理科学地利用海洋资源，在确保海洋生态环境优化的同时，实现中国海洋经济事业的科学发展。
　　从海权角度看，尽管我国是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海洋资源相对丰富，但仍有相当面积的重点海域和临近国家存在各种各样的海权争议。从现今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正处于从大陆国家向陆海并重国家的转折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需要把寻找资源、开采资源的重心由陆地慢慢转向海洋，为以后海洋事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著名的“海权论”创立者马汉先生曾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首先控制海洋，从而统治世界。如果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除了具有便于进攻的条件之外，又坐落在便于进入公海的通道上，同时还控制着一条世界主要贸易通道，显然它的地理位置就具有战略意义。”马汉的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切合中国这样一个半濒海国家向“陆海并重”国家转变的发展现实：中国南海、东海等海域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航运、贸易通道，中国成为“陆海并重”国家的要义其实就是要有效控制这些重点海域，让其为我所用。
　　显而易见，中国海洋的资源利用率是和中国海权的强度成正比的。“共同的海域”和目前一些所谓的“有争议海域”是中国海权战略拓展的重点。特别是，目前我国同某些东南亚及日本等国家还有很多棘手的海洋权益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旦海洋资源成为主要的资源来源，航运贸易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脉，那么我国同那些有海权争议问题的国家的矛盾就容易被激化，到那时，问题会更难解决。因此，尽早地以大国实力为后盾，并以大国智慧处理海洋争端、维护我国的海权，将有利于中国长远的海洋经济事业拓展。我们也期待着海洋经济这一宏图伟业能够为今后国家的发展做出巨大而持久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