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关系要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其前提是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什么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没有转向公共服务导向，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非常大呢？一些经济学家说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地方政府在推动，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之所以这样，实际上是现行的财政体制、机制造成的。因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只改了收入端，没改支出端，地方政府支出本质上还是分灶吃饭，政府官员收入和当地公共服务水平都与当地经济发展、与GDP紧密正相关。如果财政体制机制不转变，就不可能从追求经济总量、追求投资转向公共服务。
关于收入分配方案的改革，我之前提出一个建议，就是通过资源价格的改革，来实现价、财、税联动改革。单纯提高居民收入和职工工资，对企业来讲，有利益关系，会有阻力。出路在于把它纳入整个资源价格改革大的改革系统里，然后通过价、税、财和收入分配联动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从税率的设计来讲，我国名义税率在国际上是中等水平，但问题在于食品和药品，就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比较高。国际经验，对这些必需品，有些国家免增值税，有些国家实行特殊的低税率，这样会明显地降低人民日常生活当中食品、药品的价格。我主张增值税税率要和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连带考虑，可以考虑开征销售税，把销售税作为地方政府的收入，然后把增值税税率降下来。
要控制整个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增速。现在税收占GDP比重，宏观上来讲并不能算很高，关键是它的增速很快。我们现在税收征管并不完全按照税法，而且税法本身不严密，弹性很大。更起作用的是地方政府要求税务机关完成一定的增收计划指标。为了应对资金缺口，包括保障性住房那么大的资金缺口，需要完成增长百分之多少的税收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这是硬杠杠。真正起作用的规则是在指标上面，而且弹性也在这上面。在现有体制下，既然行政办法导致高增长，那同样可以用行政的办法控制这种增速。当然关键是需要加大体制改革，把扭曲的体制转过来。
（文章是作者在2月27日《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