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发展到了现阶段，消费变成了关键性的问题。消费率越来越低，从过去60%到现在48%，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但是用于社会最终消费的份额却越来越少，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我觉得对消费的问题要反思。
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家就提出要扩大内需，尤其要扩大消费。而且那个时候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是国家战略。从1998年提出来，到2008年再次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十年之后我们内需是不是扩大了呢？消费是不是扩大了呢？实际没有扩大。不但没有扩大，反而降低。为什么过了十年，现在来说又过了好几年，我们最终消费率不断在下滑？国家从政策上也提出来了，也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在主张要扩大消费的口号声中，我们现实消费率在不断下滑，消费在相对萎缩，这是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是体制问题。
从认识的角度讲，我们现在对消费有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来自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与凯恩斯理论有关系。大家都熟悉三驾马车的说法，消费、投资、外需。在三驾马车里消费是什么呢？消费是工具、是手段。只有当经济增长需要它的时候，才会重视它。当经济增长不需要它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会扔到一边。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刚开始我们遇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出口出不去，外需不行了，所以要内需，要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搞了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尤其加入WTO之后，外需又起来了，2002年、2003年、2004年经济增长非常快，外需非常旺盛，出口是以井喷来形容，强劲的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想起消费这驾马车呢？忘了。所以当消费一旦变成一个工具，变成经济增长的工具或者经济增长的手段的时候，那就是有时需要、有时不需要，有时重要、有时不重要。所以到了2008年的时候，再次出现危机，这才意识到我们的内需不足，而且越来越不足，我们消费更加不足。
没有危机想不起来，我们是两次危机刺激了我们，才想起消费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其中就是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消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生产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消费吗？消费本来是目的，但是在这种主流的分析框架里头，把它变为了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手段。目的变成了手段，那就异化了。一旦在这么一种思维下，消费就变成工具箱里头像扳手、钳子之类的东西，想起来用一下，想不起来就扔一边。那扩大消费当然就很难持久了。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消费是目的，而生产只是手段。这与整个经济学体系是密切相关的，整个经济学是生产本位，而不是消费本位。整个经济学一上来的定义就是配置稀缺的资源，干吗呢？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所以现在整个经济学是为了生产服务的，是怎样做大蛋糕的，效率就是讲做大蛋糕，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效率。至于消费那是其次的。所以到凯恩斯这儿，他把消费由目的变成工具，这就是导致我们消费长期以来难以扩大的认识上面的原因。
其实消费既是一个工具，又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消费是干吗的？消费不是消耗掉，消费实际就是一种转换，转换成什么？跟能量守恒是一个道理。物质财富消耗了，但转化成另一种东西，那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靠消耗实现的。马克思的经济学里头，讲两种生产，一种是物的生产，一种是人的生产，实际就是靠消费实现的，没有消费实现不了人的生产。实际现在消费在不断下降，就证明了我们只重视了物的生产，而没有重视人的生产，更没有重视人力资本。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为你消费不足，你动力也不足。消费不足，人力积累不足，发展后劲就肯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也不可持续。因为最终经济发展都是靠人来推动的。马克思讲到生产力的三要素里头，人是最关键的，这些道理过去都知道，现在都忘了，把人忽略了。因为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氛围下，把人本身忘掉了，只是把人当成物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异化。
所以，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如果认识问题不解决，要扩大消费是很难的，很可能还要下降。
再一个，就是体制性的问题。这种体制性的问题是综合性的，不是某一个方面体制的问题，现在的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排斥性的体制，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种排斥是参与资源的使用、增值、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说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是不平等的，机会是不均的，这个从就业里能够看得出来。在分配制度里也能看出来，同工不同酬，这也是一种排斥。按照户籍来考虑你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就业，这就是一种排斥。这种排斥导致参与机会的不均等。第二种排斥是成果分享机会不均等，这个最重要的体现是什么呢？公共消费。公共消费实际上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平等的财政待遇，三六九等，这就导致了这些人不能享受相应的公共消费，实际上也导致他们人力资本的积累受到抑制，比如教育消费、健康消费，这些都属于公共消费的范围。
财政所花的钱除了投资，剩下的都是消费，在消费里头，一部分是政府自身消费掉，一部分就是社会消费。政府自身消费那块要最小化，社会消费这一块毫无疑问要扩大，但我们公共消费平等吗？不平等。不平等就产生排斥。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就很明显，农民工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不是他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他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所以不能给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他的回报就很低，只能拿低工资。小学毕业看大门能够拿到高收入吗？不能。资本的规则是创造高的价值才能有高的回报。现在农民工群体很大，两亿多人，他们处于流动状态，他们的后代呢？你说农民工有补贴，但他的孩子上学要交赞助，他不能得到平等的公共消费，这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起点不公平。经济是循环的，消费的不平等，导致了参与市场机会起点上的不公平，分配差距就越来越大。
所以消费要联系分配的角度来说，实际它是一个起点性的作用。我们现在讨论分配问题就是从收入来看，那是一种静态的观念，如果不摆脱这一点，收入分配是无解的。就这么一个蛋糕，你怎么分呢？在创造蛋糕的过程中就分，那就是从起点开始，起点是上一轮循环的终点，是下一轮循环的起点。人力的鸿沟越来越大，那参与的机会就越来越不均等。再加上在公共消费方面的不平等，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排斥。那怎么能够做到发展成果共享呢？消费怎么能够扩大呢？自然在经济循环中要不断下滑。消费率下降是一个结果，我们直接要提升、要改变这个结果是不可能的，那只能通过深化体制改革。
这里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公共消费怎样平等化。促进公共消费的平等化是缩小人力鸿沟、实现公平的重要措施。公共消费是私人消费的前提，我们说现在的消费问题就是私人问题，这个是错误的。公共消费是可以带动私人消费的，也可以促进私人消费的平等，通过几个循环以后，可以缩小私人消费的差距。私人消费的差距缩小，分配收入的差距也可以缩小。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排斥性的体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排斥性体质不可能实现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如果不能实现，那我们现在所提的问题都实现不了。要促进消费主导的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政府转型，那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文章是作者在2月27日《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