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伊始，随着龙宝宝扎堆出生，多个城市的月嫂工资也步入了上行线。当有关月嫂工资四五千起步、七八千常见甚至突破万元的报道频频见诸媒体。消费者的疑问开始变成有关部门的行动，青岛、南京等城市迅速出台“限薪令”，划定了月嫂工资的上限。
　　但是，与月嫂限薪的雷厉风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于一些垄断高薪行业的限薪，虽社会早有共识，舆论多有呼吁，却动作迟缓，效果不彰，令人困惑。截然不同的态度，难免让人有避重就轻、抓小放大之感。这不仅关系对限薪这一“严厉手段”的正确使用，更涉及有关部门职能定位，关乎社会公平正义。
　　月嫂几千乃至过万的月薪，是不是太高，该不该限制，值得商榷。相比众多月薪就几千元的工薪阶层，月嫂的工资的确不低；但考虑到月嫂没日没夜的工作强度和细致入微的工作要求，加之“一家一个”“就这个把月”的消费心态，以及有经验月嫂比较稀缺，多花点钱图个省心、放心，也在情理之中。
　　角度不同，结论迥异。家政保姆属于开放竞争的行业，其服务价格终归应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人为的限薪令，恐既难以准确反映市场供求，也面临实施的现实困难。如果月嫂不满意、市场不接受，消费者的需求又该如何满足，限薪令的效力又当如何体现?
　　反观近年来一些垄断部门和行业，凭借政策优势或垄断地位获得超高收入，既容易滋生腐败，阻碍自身管理经营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加重了消费者负担，舆论对此诟病已久。正确运用限薪手段，矫正因市场机制失灵而造成的薪酬过高，使收入差距回归合理区间，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诚然，正因为垄断部门和行业地位强、资源广、能量大，和限制月嫂工资相比，实施限薪自然难度更大、阻力更多。但缩小行业间不合理收入差距，形成既体现效率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躲不过也绕不开的难题之一。惟有直面改革难题，迎难而上，敢于担当，才能推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安康。
　　从这个意义上看，限薪令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问题难点的核心是什么，攻坚克难的关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