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的“前川报告”已经警告日本经济要实现结构性转型，将发展的重点转向服务业等，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但时至今日，日本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制造业出口。全球化也意味着资本与产业转移的门槛大大降低。既然在国内生产面临高成本压力，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日本企业的海外转移从大企业起步，现在中型企业也大规模向外走，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直接影响到国内就业与政府税收。
　　老龄化也是日本发展的桎梏。直接的影响就是消费萎缩。不仅老龄人口增加，总人口也呈现逐步萎缩的趋势，日本制造业不得不依靠外需，这就使得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更无从着手。
　　从政府决策角度看，在进入经济停滞阶段后，关键是如何根据新形势与时俱进，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的对策不够高明，说到底，是改革的滞后。
　　其一，迷信高速增长阶段的“投资法宝”。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公共投资比重高，是欧洲国家的10倍。GDP增长相当大一部分也靠这种投资拉动。而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不惜大举增加国债水平，通过投资基建来刺激经济。这个阶段的政府投资，效率极其低下，无法激活经济，反而滋生了许多腐败。其结果只是让日本债台高筑。小泉时代曾想扭转这种趋势，但遭遇重重阻力，小泉下台后，无论是安倍、麻生，还是鸠山、菅直人，实际上仍走老路。
　　其二，对既得利益阶层无可奈何。比如官僚，在经济赶超阶段，官僚起到了较为正面的作用。然而经济停顿之后，这种权力就成为经济活力提升的障碍。议员希望为地方争取基建项目来争取选票，于是官僚通过与议员合作，将资金投入该地区，来争取好处。这是日本版的“跑部钱进”。拮据的财政资源被利益集团随意分配，必然造成需要的地方无法获得。同时政府通过各种规定来对行业进行限制，直接损害了经济活力；他们也成了抗拒改革的主要力量。但因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即使是最权威的小泉在位时，也无法动摇他们手中的权力。
　　其三，对老龄化与人口减少缺乏正确应对措施。
　　其四，对进一步开放畏首畏尾。投资不足一直是日本经济的痼疾。此时最理性的做法应该是引进外资。但日本却对外资始终抱有敌意，对外资进入有许多明的暗的障碍。再如日本劳动力减少，按常理应引进劳动力，但却仅有几个劳务引进的窗口比如菲律宾的护工行业，门槛之高令人咋舌，以至没有几个人能够通过日本有关的考试得以进入日本就业。近几年，首相屡说要实现“第三次开国”，意思是要实现更开放的日本，但时至今日，还是说得多，做得少。（摘编自2月27日《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