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创新的争论始终围绕着一个简单的问题：金融创新是好还是坏？但量化金融创新的结果几乎不可能，因为像所有事情一样，它取决于如何使用，本身并无好坏。当然有些金融工具，如高杠杆类的产品天生就带有更多危险性。但即便是被认定为“好”的金融产品，也会表现出与备受诟病的产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比如英国的彼得伯勒的金融尝试。彼得伯勒是世上第一个运作“社会影响债券”的地方。这一工具不是真正的债券，但运行方式类似证券。2010年社会金融组织从17位投资者处筹集了500万英镑，被用来支持一个“防止罪犯再犯”的计划。名列这一计划的犯人，其再判率将与国家公布的再判率作对比，如果彼得伯勒的再犯率低于国家水平，投资者将从司法部获得红利。在基础性方面，“社会影响债券”和备受鄙视的其他金融产品并无太大区别。一是因为“社会影响债券”也会创造一系列现金流来迎合资助者、供应者和投资人的需求。二是因为“社会影响债券”建立在风险转移这一概念上。风险转移是隐藏在证券化背后的概念之一。三是因为 “社会影响债券”也纠结于标准化建立的分歧。
　　所以，与其问金融创新是否天性邪恶，更有用的问题是追问是什么让金融创新变坏了。简单的答案是“人”。当泡沫胀大时，贪婪的人不当地利用了创新，去人为地制造了风险而非转移风险，去增加了复杂性而非解决问题。然而去苛责由人类性格缺陷造成金融创新的糟糕结果于事无补。我们要认识到金融创新缺乏一个“关闭”按钮。金融创新不像药品研制要经过严格测试把关才能推向市场，金融业对标准化产品有强烈渴望，这通常加速了某一创新产品的采用率。金融创新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就变得越来越具系统重要性。但一旦失败，也必然会带来广泛的、难以预测的后果。（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