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产阶层比重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那么，我国目前的中产阶层情况怎样？中产阶层的壮大又与哪些改革有关？综合起来看，很重要的一点与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关。
目前，我国的公共产品短缺，需要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加强福利制度建设。但也要看到，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过高的国家福利水平造成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需要遵循什么原则，才能建立一个水平适中、可持续的国家福利制度？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是否适中，主要取决于能否有效地扩大中产阶层规模。如果公共产品供给过少或者过多，都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扩大。我国应当以扩大中产阶层为目标增加公共产品供给。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工业化中后期之后，产生了一个中产阶层占多数的社会结构。这对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来说，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我国当前也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时代迈进的关键时期，未来是走向两极分化还是形成中产阶层占优的社会结构，是经济发展方式选择的关键。
因此，中国值得追求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能够确保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以培育中产阶层群体为目标改善公共产品供给。
无论是东西方国家，现代社会起源于工业化，从工业化开始。那么，工业化能够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什么？究竟让多少人有条件扩展他们的可行能力，让他们能够过上值得珍惜的生活？这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问题。
人人都成为大资本家、大政治家，有没有这种可能？这只是一种空想，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也不需要如此，也不可能提供这么多的机会。工业化近300年的历史表明，现实社会中，多数人能够成为中产阶层，就意味着他们具备了过自己愿意珍视的生活的能力。
什么是中产阶层？所谓中产阶层，是指这样的阶层，有中等以上的收入和财富，摆脱了基本生存压力，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职业权力、职业声望、就业能力、受教育水平，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初步具备了实践自己的精神自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基本条件。
与下层群体相比，中产阶层最重要的特征是摆脱了基本生存的压力，初步具备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条件；与上层群体相比，中产阶层实现精神自由的物质条件相对不足。
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始，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出现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来看，中产阶层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革命带来了人口大量聚集的都市化，凭借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经济生活和复杂、多元的社会网络，以及随处可见的银行、办公大楼、饭店、俱乐部、电影院、博物馆、餐馆、咖啡馆、豪华公寓、会议中心、市政广场以及跑马场、教堂这些现代公共空间，对中产阶层的成长有着重要意义的市民社会得以出现。在这里，可以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物质丰裕，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条件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
事实上，检验工业化成就，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主要体现在中产阶层规模增加的规模。现有的经济结构是否有效率，是否具有正义性，都可以通过中产阶层规模增加的快慢来检验。好的工业化模式必然能够给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向中产阶层流动的机会，让更多的人成为工业化的受益者，而不是失败者。
尤其是一个国家进入到工业化中期以后，也就是多数社会成员摆脱基本生存问题约束之后，中产阶层的发展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中心问题。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这个社会中产阶层的规模能否有效扩大。没有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不可能有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没有中产阶层的扩大，也不可能出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一个国家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还要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的发展陷阱，同样需要形成中产阶层占多数的社会结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88)曾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混乱动荡的方面。”
事实上，收入分配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数字本身的差距，关键在于它引发了人们可行能力的差距，造成了幸福感的差距。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中产阶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方式达到了多数人的合意，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就会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方式就会形成一个自我扩展、自我优化的良性循环。
相对于中产阶层规模指标来说，其他指标都只具有从属意义。比如GDP和人均GDP指标，不能揭示出经济发展成果的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状态，判断经济增长是否有效率，最终需要用中产阶层规模增长来判断。比如收入分配指标，基尼系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指标，也只有反映中产阶层规模才有意义。
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的收入分配增长不可能是同步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人们从低收益的农业领域转向高收益的工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一个有先有后的过程。这不可能不产生收入分配差距，但只要中产阶层增加速度也比较快，这种分配差距就仍具有正义性，也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工业化指标、服务业指标、城市化指标等，也都是如此，只有在反映应中产阶层规模增加基础上才真正有意义。
从工业化发展史上，只有当中产阶层规模减少或者难以扩大的时候，多数人会要求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才有转变的社会要求和社会动力。而国家则可以通过公共产品供给来影响中产阶层群体的规模。检验一个国家公共产品供给是否适度，是否有效率，是否体现正义，都取决于中产阶层规模变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三次历史性转型，都是通过公共产品供给的调节，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第一次转型：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福利国家模式的转型。是通过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建设福利国家，使得广大中低收入者能够进入中产阶层的行列。在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中，由于“劫富济贫”的公共产品的增加，给中低收入者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出现了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从而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从危机的深渊中挽救出来。
这次转型使得工业化成就体现在多数人福利改进上，使得经济重新获得了内生发展的动力，既缓解了工业化中后期的生产过剩危机，也解决了古典自由主义模式的正义性、合法性危机。
第二次转型：从福利国家模式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型。主要在于现有中产阶层规模难以维持。福利国家建设时期的主要成就是形成了中产阶层占优的社会结构。但中产阶层的生活过度依赖于靠较高的国家福利维持，较高的国家福利需要不断做大的经济“蛋糕”来支撑。
福利国家模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缺乏应有的竞争力，经济“蛋糕”难以进一步做大。如不及时改变公共产品供给过度的状况，中产阶层不仅难以进一步扩大，其规模还会减少。这就引发了减少公共产品供给，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型。
第三次转型：由新自由主义模式向“第三条道路”的转型。这次转型仍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发达国家维持和扩大中产阶层寻求出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推行，在一定时期改善了经济效益，但如果进一步减少公共产品供给，就会造成中产阶层减少。
自建设福利国家之后，由于形成了中产阶层占优的社会结构，在民主社会，所有的政治决策都不可能偏离中产阶层的要求。而进一步削减公共产品供给，并不符合中产阶层的政治诉求。这就逼迫政府在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间，寻求理想化“第三条道路”——既不要过多地削减国家福利，也不要减少自由。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困境，重要的表现是中产阶层规模难以有效扩大。肖文涛(2001)把人均年收入1-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l0万元的群体界定为中国的“中间阶层”。张宛丽(2002)将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5000-35000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0000-70000元为基准来认定为中产阶层。殷一平(1999)指出，年收入在10000-50000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被认为是界定中国中产阶层的首要标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04)将现阶段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当作为划分中产阶层的重要标准。
按照中国社科院报告估计，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一个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规模经验值一般在22.5%至65%之间，但到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只有约22%。如果以近期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规模计算，要达到中产阶层占40%的水平，还需约17年时间。中国在2010年的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从总体上看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再过17年才达到中产阶层占40%的水平，远远难以达到后工业化时期中产阶层占主导的社会结构。
这就需要具体分析中国中产阶层为什么难以有效扩大。张宛丽、孙亮(2008)把现阶段中国中产阶层的来源分为四类：一是传统的中产阶层，即那些以小规模生产资料自主经营的小商户、个体户等；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知识分子；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四是“三资”企业中高新技术人才及“白领”员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原来属于公共产品领域、被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被放开了，这为上述四类中产阶层的出现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领域都已经出现竞争过度和生产过剩，还常常出现危机的因素，这必然导致第一类、第三类、第四类中产阶层难以扩大，甚至还有可能萎缩。
从第二类中产阶层看，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国家权力的职业，比如党政领导干部、垄断行业的职工，不能作为多数人福利改善的主渠道，这种渠道不适用于多数人，没有自我扩展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渠道对其他渠道还往往容易产生发展机会的社会排斥。
第二类中产阶层中还有许多知识分子是在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单位工作。这些领域主要在公共产品领域，与行政垄断相联系。这些领域由于改革的滞后，规模并不能有效做大，难以成为培育新中产阶层的重要渠道。
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中产阶层规模难以扩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公共产品短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给中低收入者带来沉重的负担，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失去了成为中产阶层的机会和能力。中国的公共产品短缺造成中产阶层规模难以扩大，主要有如下三个机理：
机理之一：由于公共产品短缺，中低收入者由于缺乏人力资本而难以成为真正的中产阶层。在现代社会，没有人力资本的中等收入者是不能被划分到中产阶层的。
一个基本常识是，作为文盲即使收入再高，也不能被认为是中产阶层，因为他们没有实践精神自由的能力。中产阶层发育和扩大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本。但由于公共产品短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由此形成了中产阶层难以扩大的“瓶颈”。
机理之二：由于公共产品短缺，即使成为中等收入者也难称之为中产阶层。中国有一种现象是，许多人市场化的收入水平并不低，可以划分到中等收入群体的行列，但由于上学贵、看病贵、房价贵、养老无保障等公共产品短缺的因素，很难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品质。
尽管中国社科院所提出的中产阶层规模比较小，但许多人还说自己“被中产”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中产阶层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共产品短缺、生活品质难以提高的因素。也就是说，许多人由于难以享受到一些公共产品，导致他们并不能真正摆脱基本生存压力，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
机理之三：公共产品短缺还造成中产阶层外流。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而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中国中产阶层外流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产品短缺而缺乏安全感。他们所认为的子女教育、空气质量、食品安全、法律保障、社会福利等西方国家比中国好，其实都是公共产品领域的问题。如果中国在这些方面进行改善，许多中产阶层就不会选择到外国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