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简称《报告》）显示，在其选取样本中，有38.9%的受调查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认同这一做法的公众占比为34.2%。撰写《报告》的社科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组认为，从近年媒体曝光的案例看，外逃“裸官”大多是具有一定级别的官员，需要引起高度注意和警惕。
　　所谓“裸官”，是指配偶或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社科院《报告》发布的几组调查数据，固然受其选取样本的局限，但也值得我们重视。部分公职人员与“裸官”之间的微妙而密切的关系，表明“裸官”问题已成为加强干部管理和推进反腐倡廉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课题。
　　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法律都明文规定，公职人员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住权，因为公职人员与斯土斯民同呼吸同命运，是最自然的政治伦理和最基本的政治道德。一般情况下，法律虽不对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作此限制，但配偶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有着最亲近的关联，如果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只留下公职人员在国内做“裸官”，其对斯土斯民的政治忠诚多少都会受到影响或损害。这样说，并非是对“裸官”进行有罪推定，而是因他们身为公职人员，法律需要对他们的个人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社会也需要对他们的政治忠诚施加更高的要求。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指出，在配偶、子女已经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多数人能够遵守法律和纪律，安心工作，但也有人身在国内心在外，通过为配偶子女移居的国家谋取利益而获得私利；有的人由于配偶、子女已安顿妥当，自己非法敛财时更加肆无忌惮；有的人将大量非法财产逐步转移出境，一遇合适机会便抽身外逃。实际上，“裸官”如不能遵守法纪，安心工作，只想着利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其可能无非两种：要么像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那样，疯狂地招权纳贿损公肥私；要么像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浙江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等人那样，着手为潜逃国外做准备，待时机成熟就溜之大吉。
　　我们可以推测，对“裸官”认同者大多缺乏足够的政治忠诚意识，对“裸官”政治忠诚度低下的现状及危害不以为然；有的公职人员或许对“裸官”身在国内心在外、毫无后顾之忧的状态十分艳羡，甚至不排除有的人自己就是庞家钰、周金伙那样的“裸官”。这种局面堪忧。
　　另一方面，调查样本中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同“裸官”，也表明现有党纪政纪条规中关于“裸官”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全面、严格的执行，没有对“裸官”形成足够的限制力和震慑力。如广东省规定“裸官”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领导职务，但这仍有漏洞可钻（官员先搞假离婚，将子女判给配偶抚养，然后让他们都移居国[境]外，按规定就不算“裸官”了）。2010年中办、国办出台规定，要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人事部门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但公职人员在这方面的个人事项报告，仍局限于内部监督层面，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仍难发挥应有作用。
　　当前，亟须大力完善并严格执行有关党纪政纪和法律法规，加强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审查制度，适时将公职人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升级为个人事项公开制度，将公职人员配偶子女出国（境）的事由及费用的数额、来源、用途等公开晾晒，以财产公开和任职限制形成对“裸官”的双重约束，推动公职人员政治忠诚度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