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2月18日宣布，从2012年2月24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调整后，大型金融机构的存准率将降为20.50%，中小金融机构降为17.00%。尽管选在周末，据预计一次性将释放4000亿至5000亿元流动性的期盼仍足以让饥渴的市场兴奋。
　　周日消息面的反馈印证了这一判断。主流消息认为，这次调准时机恰当，目的是在稳增长，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都是利好。该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从经济数据和宏观微观形势看，1月份信贷增长远低于预期，外汇占款虽在恢复增长但增加额仍较少，经济增长放缓企业资金吃紧，且物价涨幅有所回落。并且，自去年12月5日近两年来存准率首次调降0.5个百分点后，市场也普遍存在再次调降的预期。第一季度调降也符合通常的信贷投放加大的规律。
　　甚至有机构的预测更为大胆，称这次下调可视为货币政策进入实质性放松阶段，预测年内还会有两到三次甚至更多次的调降，也不排除第二季度降息的可能。我们理解市场的渴望，但将这次调降的落脚点放在资本市场则失之偏颇。尽管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这不意味着现在是货币政策转向的恰当时机。这次调整，更准确的判断是，这是一次微调，是根据经济形势的相机而动，匆忙的转向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作出这个判断，绝不是所谓的“姿态主义”或哗众取宠，而是站在更大空间下的冷静观照。我们懂得，就当前经济形势而言，放松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甚至要求货币政策转向的动力更为强大。举例来说，不少地方政府渴盼流动性释放的动力丝毫不亚于资本市场。由于近两年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房价回落幅度虽不明显，但房地产的大幅扩张已明显受到抑制，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收入锐减，地方债务问题也在近日成为市场关注热点，并进而引发对银行业的负面效应。一些地方政府寄望于通过银行来解决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从近期被叫停的芜湖楼市新政即可见端倪。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货币政策微调的时机，以及货币政策相机微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在做这些政策选择时，要慎之又慎，既要避免该调时不调进而引爆经济风险，又要防止作出误判从而惯性般地超调、过调，要做到既缓解当前的经济矛盾，又不能背离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方向，从而被报复性的反弹消解掉之前宏调的成果。我们要走出保增长与控通胀交换轮替的怪圈。
　　这意味着，我们在使用货币政策因应经济形势时，采取审慎的态度并不为过。过去的路径是，保增长和控通胀成为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我们往往陷入各执一端的超调境地。之所以陷入如此两难，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宏观因素是，我们的经济被不太健康的高速运转所绑架，经济结构存在缺陷。这个结构的显见弊端是，过度依赖出口抑制了非出口行业的发展，土地财政和基建投资拉动在烘托繁荣的同时带来了浪费和无效，社会保障体系的畸形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又制约了国内消费市场，从而不能形成一个良性运转机制。而这样的运转机制，在一方遇到大问题时，常常会迫使整个系统为其做整体调整。
　　当然，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有赖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引导，更有赖于经济发展与平衡的观念的调整，我们需要的是可持续的良性的均衡发展。回到货币政策，我们的存准率和利率调整，也应基于经济结构良性回归的主旨。我们在做宏观调控决策时，既要因应经济增长、通胀、外汇占款、信贷和资金需求等微观指标，也要判断国内外的经济大势，勿因某一片面因素而背离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