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存贷增长都乏力，但全行业利润畸高。全行年利润增长超过了60%。不瞒你说，这还是‘调控’后的数字。现在哪个行业的利润能有这么高，只要拉到存款，想少赚钱都不容易，这正常吗？而更不正常的在于，面对这么高的增长速度和基数，今年指标已经下达，仍然要鞭打快牛，总行要求今年的利润增长不低于去年，董事会真是太疯狂了，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近日，一家大银行的负责人在与笔者谈去年经营业绩和新年指标时，以十分纠结的心情说了几句“不该讲的心里话”。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他不是第一个，此前也有一个不好意思说利润的行长，引得业界震动。
　　中国银行业连摘利润“桂冠”，真的是金融体系体制优越，竞争能力强吗？西方的国际性大银行排名后退，中国几家大行排名跃居世界前列，真的是管理水平比人家高吗？过去十年间，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升反跌，真的是外资银行开拓能力差吗？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艰难、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大背景之后，中国银行业的暴利是建立在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利率高度管制、市场化程度偏低、金融体制没有明显改善的结果，而根本的原因是体制红利所赋予的。前几年的天量信贷投放，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贷款基数，盘子越大利润越吓人。银行业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但年通货膨胀率在5%以上，而特殊年景利息上浮几成潜规则，银行实际贷款的平均利率应该在15%左右。百姓在银行体系内60多万亿元的存款，以负利率的方式为银行业贡献了超额利润。笔者做过一个测算，如果一年期存款利率能与CPI持平，百姓的利息收入应增加１万亿元，两年时间就相当于目前社保基金的总额。而在负利率背景下，这笔不菲的红利合法输送给银行，成就他们的超额利润。
　　去年银行业利润激增的另一个原因是，存量贷款衍生的中间业务收入增长快速，对效益强劲增长形成有力支撑。国际银行业通行的以手续费及佣金构成中间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现在的市场环境下，纯粹的中间业务几乎没有。其原因就是银行谈判能力超强，说一不二，八成以上的中间业务收入都是信贷资源派生出来的，按贷款比例收财务顾问费、按贷款转存款的一定比例开银票、保函，怎么收费都是银行“一口价”，只要有贷款，中间业务收入“要多少有多少”。这种畸形的掠夺式收费让客户敢怒不敢言，“你不答应就收你的贷款”，“你不要，有人要”。
　　应该说，逾万亿元的超额利润并不是建立在银行业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特别高、创新能力特别强的基础上的。牌照的垄断、行政性定价及体系内外价格双轨制共同作用，使银行业的议价“说一不二”，利润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大环境和特殊的体制红利所赋予的。在资金饥渴、供应不充分的金融抑制型市场上，作为资金中介的银行获得了超额分配，说明在国民收入的总分配格局中，政策红利天然地倾向于保护银行业的利益。然而，银行业的暴利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困难形成鲜明对照，在过去的2011年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对此必须要有理性的审视。
　　银行是高负债经营的，九成资产来自社会，而在金融大爆炸的年代，信贷资产质量管理都普遍面临挑战，银行业的每次扩张都伴随着资产质量的大考。作为公众企业，涉及流动性风险和重大风险案件本应必须有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但是，现在普遍的是出了事不敢面对，主要负责人怕被问责丢高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在“捂盖子”，都希望通过时间来慢慢消化，结果助长道德风险，越捂越臭，越抹越黑，酿成更大的风险。齐鲁银行票据案，卷入的厅处级干部二十多人，烟台一家银行的支行长外逃，近日在浙江被擒，“一枪打掉几个亿”，如果不落网，外界根本无从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