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政部公共财政收支情况，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增长24.8%。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06亿元，增长20.8%；地方本级收入52434亿元，增长29.1%。数据显示，中国财政收入再次大幅超收，财政收入持续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快于中央财政收入，非税收入多年低增长过后再次高增长。
　　我国财政收入高增长有多重原因。笔者从预算编制与经济转型两大背景展开解读，希望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视角。
　　首先，财政预算编制包含的诸多不可观测与不可预知信息，成为我国实际财政收入高于预算的主要原因。衡量财政收入变动，一是与上一年度财政收入作对比，二是与本年度预算收入作比较。“信息不完备”造成了预算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异。这当中包含了两层意思：
　　第一，中国预算编制改革尚在进行中，财政收入也一并在路上，很多经济信息难以观测。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志勇所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一直是推动我国预算改革的关键力量。”为了搭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机制，预算编制财政收入的策略也在不断完善。财政收入与预算编制的偏离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和阶段特征。
　　第二，税制调整、政府性基金改革、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增加与预算外收入合并，成为预算编制财政收入不可预知的制度影响。以税制调整为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同时2010年企业利润增加较多，形成了2011年企业所得税16760亿元，比上年增加3917亿元，增长30.5%。此外，预算外收入中相当部分原在“预算外专户”管理，2011年按有关规定纳入预算管理，属于转移性收入。这些变化都构成了预算编制与财政收入不吻合的重要原因。
　　其次，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令财政收入增加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这可以从三方面解读：
　　第一，经济增长下调整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很可能要靠划分财政收入的增量来推动。依靠土地出让金维持地方财政收入，支撑地方建设的途径已经基本关闭。即使今后还有土地出让收入，这项收入的管理也会更规范，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降低。然而，地方政府需要处理的各项事务却不会减少。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筹集收入，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央更有效的转移支付，保障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正是如此，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明显高于中央财政收入，随着财力与事责相匹配的改革原则落实，财力向地方政府倾斜的趋势将会更明显。财政总收入的增加部分将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主要内容。
　　第二，城市化、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市场经济改革走向深入，都是财政收入增加的诱因。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带给世界的经验。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可以看作一个国家或地区提升到新阶段，新平台的标志，财政收入水平自然也会相应上升。市场的高度发展、分工细化与产业组织的变革，将源源不断地创造利润及制度红利，身处消费与投资升级当中的财政收入没有下降的理由。
　　第三，民生支出压力，养老、住房、医疗与失业保障都要求财政收入有足够的支撑能力。民生支出已经明确成为我国财政支出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支出重点。养老、住房、医疗与失业保障都是财政兜底的范畴。老龄化的加剧、就业人口结构变化等问题，都是民生范畴绕不开的保障领域。无论是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还是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融资，无不警醒我们有必要稳定财政收入，蓄积财力，应对不时之需。
　　总之，我国财政收入的大幅超收体现了目前我国财政收支活动一个客观局面。这个局面不是一个原因构成的，也不应用好与不好来简单判定。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的共性，也有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演进规律。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的逻辑既有宏观大势特点，也有微观波动左右，很多情况还牵涉体制机制改革，甚至与国际经济环境相联系。客观全面看待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的情况，科学、有效地预测财政收入的变化趋势，有助于中国财政乃至中国经济走得更稳、更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