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外汇储备量可以保证有一定的抗御风险的能力，但如果过多的外汇储备放在这里不动，实际上是国民福利的一种损失。因为你这个钱没有花，借给别人花了。虽然也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买金融资产，但金融市场收益是很有限的。
我先说说外汇储备的历史。在1978年至1989年11年间，我们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年均才39亿美元，很穷。在1994年第一次汇率改革的时候，我们急需外汇，那个时候外汇是一个很大的战略需求。那为什么现在又很苦恼了呢？主要原因是，巨额外汇储备给央行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社会上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出来的。在2003年前，主要是人民银行通过给四大国有银行再贷款，四大银行拿到央行贷款后给企业贷款，企业拿到钱后或者转账购买原材料，或者提取现金发工资，发工资后工人又去买商品。全社会资金就这么在循环。2003年以后这八九年来，人民银行几乎没有再给四大商业银行贷款，那社会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基本上都是人民银行通过买进外汇的形式，投放了人民币。
2003年以后如果按照买多少外汇就投放多少货币这个速度，人民银行不进行“对冲”的话，今天中国的房价、物价，不知道要涨到哪里去。人民银行看到买外汇投放的人民币太多了，为了稳定国内物价，就想办法把人民币再收回来，把商业银行的存款再吸收进来，比如像人民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债券、发票据等等，这就是“对冲”。人民银行对买入外汇投放出去的人民币，
85%左右基本上都对冲掉了，就是大多数出去的货币又回来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底至2009年这一两年内，人民银行“对冲”的幅度减少了，由原来的85%降到了70%左右，这样一来，市场上的货币就多了，然后就出现房价上涨、物价压力增大的现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汇储备这样一种增长状况，对人民银行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执行稳定的物价政策，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和挑战。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增长方式，必须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扩大消费。
另外，央行损益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因为，一方面央行付出一点几的利率，另一方面，拿着外汇去赚钱，这个钱也不好赚，对央行也是一个压力。当然，央行更多考虑的是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问题。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央银行来说，它的目标首先要考虑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追求几个大的宏观目标。物价问题、国际收支问题、经济稳定增长问题和就业问题，这是它要考虑的大问题。
对于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我提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概念。我讲的“空前绝后”不是讲某个时点上的3万亿美元，而是从比较长的历史阶段看，这种现象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即使在固定汇率时期，世界上也没有这么多外汇储备。2008年美国危机爆发，暴露出了这么多矛盾。现在“金砖四国”也好，IMF、世界银行也好，都在想办法，治理中看到了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要加强监管、减少杠杆。我相信经过几年的整顿，全球的外汇储备不会像这个时期这么多。现在中国在进行结构调整，美国也在进行结构调整，所以全球失衡会慢慢趋于平衡。从这个趋势来看，我说现在是“空前绝后”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空前绝后”的历史时期，我们有这么多外汇，在保流动性、保偿还能力和保汇率干预能力之后，还用不完，怎么办？就要抓紧时间花在其他方面。
所以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花掉它，怎么好好地去利用它。我看了教科书，讲了三点原则，就是安全、流动、保值，以及“战略性利益”的原则。我的意见是，既然政府可以在市场上发债，筹集人民币到人民银行买外汇，那么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发人民币债券筹集人民币，到中央银行买外汇为什么不可以呢？用人民币买外汇，中央银行收回人民币，负债减少，外汇资产也减少。同时，企业筹集外汇出去投资，去收购企业，去买重大的技术设备，不是挺好的嘛。所以我说要加快步伐，加快让企业利用外汇，或者“藏汇于民”。
什么叫“藏汇于民”？这个“民”是什么概念，应该包括自然人、老百姓。我相信再过一个阶段，老百姓可以买外汇，去炒国外的股票、债券，我相信这个日子会到，但不是现在。现在老百姓可通过机构投资者QDII来投资。至于企业出去收购啊，出去兼并啊，出去参股啊，出去买矿啊，都应该大力鼓励。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决策部门动作太慢。原来因为国家外汇短缺，中国投资者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差，政府采取“保姆”式的管理是必要的。慢慢地，政府就不要采取“保姆”式的管理了。这个钱是他自己的钱，他不是拿自己的人民币买外汇了吗？就应该让他为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国家3万多亿外汇储备，应该尽快按照市场原则放开，让企业用人民币换汇，出去投资。
什么叫“战略性利益”？我认为，有利于解决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缺口问题、瓶颈问题的因素，都是“战略性利益”。简单地讲，如果中国真到了小康水平，人均收入从现在的4000美金到了8000美金，甚或到了10000美金，我们需要消耗多少资源？缺少的这些资源，现在都可以用外汇去买。可以用外汇成立各种基金，包括和美国的、日本的、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人合作，寻找各种投资方式。既然中投公司说他在海外是商业行为，人家不相信，那他干脆完全按照市场行为，在香港成立投资基金，你美国商人也可以参股，咱们一块出去投资，一块去收购，不是也可以吗？这里，战略性利益说的是资源。战略性利益还包括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中所缺少的一些重大技术和先进的设备仪器，包括用于治水、治沙漠什么的，很多东西需要进口。
战略性利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用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我们看到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需要改革。现在都认识到了，“金砖五国”的“三亚宣言”都提出来了。但是同时也要认识到，改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三年五年能改好的，它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既然问题那么难解决，又长期存在，怎么办？我认为我们外汇储备多，应该用好这笔钱，重视“另外一条战线”上的金融事务，包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和重建，包括利用好外汇储备积极参与亚洲金融合作，这应该被纳入到中国金融发展的全过程来思考。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到2020年全球GDP的一半可能都由亚洲地区产生。而亚洲地区也是储蓄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亚洲国家加总的外汇储备是世界上最多的，占到了全球的60%到70%。我的意思是，应该让亚洲融资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尽快发展起来，尽可能用亚洲的“美元”支持亚洲经济的发展。比方说老挝、柬埔寨、越南这些国家经济不发达，外汇很紧缺，但经济建设又需要外汇，就可以鼓励它们到亚洲市场来发美元债券进行融资，但对这个市场我们不要主导。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要有长远眼光，要以积极的姿态，求大同存小异，亚洲市场以谁为主无所谓，大家先共同把这个平台搭起来。当然，以后也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发人民币债。比如说有些国家需要进口我们的东西，它缺人民币，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发人民币债券融资。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自然人、企业，也慢慢可以投资这个市场上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就逐渐发展起来了。记得1998年我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时候，就在研究亚洲债券市场，但一直没搞起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姿态一定要高，眼光要长远，因为最终还是为了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
（文章摘自夏斌新著《十问中国金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