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探亲,先后去了赣北的A县和湘中的B县。前者是一个中等城市的郊县,人口只有30余万;后者是130多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前几年曾被某媒体作为低效的行政式扶贫的样本予以解剖式报道过。这两个县,虽然都属于中部地区,但从直观上看,经济发展存在将近一个量级的差距。从珠三角的深圳到A县、再到B县短短十来天、2000多公里行程,构成了观察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等重大命题的有利的机会。 A县地处长江沿岸,自古就是四省通衢,近20年来铁路的高速公路建设也比较快,已经是多条铁路和多条高速公路的交汇点,200公里/小时以上的高铁也已开通,交通枢纽的地位初步形成。B县高速公路尚未贯通,目前130多万人与所在地区市的联系只能靠一条普通铁路干线和一条路况不佳的省道,县城与各乡镇之间的路况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有一次我从一个镇前往45公里外的另一个镇竟然花了六七个小时,“行路难”是初到B县的外地人的第一印象。 最初,由于两县都处于中部省份,工业基础和经济活跃度差,所以在沿海城市深度卷入全球化分工而对劳动力产生大量需求之后,以农为本的两县人的基本出路都是外出打工。但近几年,A县的情况在发生变化。这与招商引资有关,随着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及另外两三个工业区沿着高速公路兴办起来了。在与沿海城市基础设施没有实质差距的情况下,土地、劳动力、税收等优势对投资产生了吸引力,就业机会日益增多,现在普通工人找工作十分容易,母亲告诉我,现在老家的人如果谁在家呆烦了想出去做工,只要到附近的工业区转一转看看墙上的招聘广告,当天就可以上岗。 工业的兴起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就业越来越容易,工资也持续上涨,现在与沿海基本上没有差距;二是越来越多的外出打工者返乡,还吸引了很多外地外省的人前来务工,A县很可能已不再是劳务净输出县。现在本地人外出更多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而非原来的生存式就业;三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兴旺,很多原本不进入市场的人也在寻求就业机会,比如一些50~70岁、传统上主动或被动退出就业的人群,越来越多地介入就业市场,比如我父母就因为闲不住而要出去做事。经济的活跃为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也提供了很多机会。可以说,这些年农村人自信心的高涨程度和精神面貌是我出生以来所见过最好的。 第四个变化是城市化在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迁入县城或市区,或建房或买房或租房,农村现在已经差不多到了“十室七空”的程度,因而显得凋敝。由于城市化发生在本地,所以举家迁到城里的比例较高,传说中的留守家庭现象在A县并不明显。工业化从两方面推动了城市化,一是就业形势好,老百姓收入增长,为在城市落户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工作刺激了集中就近居住的需求。 但这些转变在B县迹象还不明显。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外来投资尚未成气候,工业规模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人口数量的本地就业,外出打工还是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进程也明显慢于A县。外地打工回乡的人,绝大部分还是回到本村盖房子,沿路走过的许多村子,发现人丁兴旺,房子也盖得不错。 通过A县和B县的对比,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利于找到其中的关键节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沿海开始,2001年加入世贸后,沿海出口持续多年强劲增长,交通优势加上内地便宜劳动力,构成中国参与全球化分工的初级形态。但是,与这种模式相伴随的劳动力大规模迁移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分离(笔者两年前在《城市化工业化: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中分析过),对于一个标准80后农村人来说,出生地(农村)、迁移目的地(县城)和就业地(沿海为主)都是分离的。其结果不仅是打工者无法融入城市,而且在农村造成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背井离乡,每个人的幸福感都大打折扣。 这种中国特有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分离的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模式,它注定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还是要回到城市化与工业化相统一的路径上来。这种统一的落脚点,很大一部分在内地县级城市。如果说核心城市和特大城市是国家的经济脊梁,县域经济则是筋骨肌肉。从分离向统一的转变,目前可以说遇到天赐的良机。机会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口红利消失,农村潜在劳动力蓄水池干涸,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下降的拐点,沿海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将会放缓,甚至会收缩;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过度追求出口拉动模式的终结,内需的地位开始增强。这样,从生产成本和产品需求两方面都有利于工业向内地布局。 但是这个转变要顺利完成,需要助推力。首先第一步就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这样,内地工业区不仅可以吸引以内需为市场的投资,也可以吸引那些运输量相对不大的出口型企业的投资。比如我有一个亲戚就在A县的一个太阳能企业生产,由于太阳能电池的运输量不大,在A县布局与在沿海布局相差不大。第二步就是大兴工业。中国还是以普通劳动力为主,只有工业才能快速吸纳大量劳动力,也只有让这些劳动者手上有钱了有了消费能力,相关的服务业才能兴起。工业是促进这种转变的支点。A县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其实一直都不错,但真正的转变只是到工业区成了气候以后才发生。可以说,基础设施是前提,工业是支点,这个支点一旦撬动,城市化就会随之发生,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各项事业就能得到良好发展。(当然,工业化、城市化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进行前瞻性规划,如何处理农民进城后的遗留问题,有太多太多东西值得思考,在此无法尽述)顺便说一句,过去十几年B县的扶贫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没有跳出养农扶农的思维,尽管农村人口占比大,但要解决农村状况,关键是兴工,而兴工的前提是基础设施。 回到深圳后,听到通往B县的高速公路今年将确定通车的消息,由衷感到高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多地少有望不再成为妨碍B县发展的死结,相反,劳动力丰富和庞大人口数量所形成的潜在消费力可以成为吸引投资的比较优势。在全球化因素推动中国产业布局转变的大背景下,如能抓住机会,基础设施优化-工业化-城市化这条演进的路线就一定会在B县发生。从内心祝福B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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